文/忠诚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故事里的中国》在众多题材中精心选择了《英雄儿女》这部极具情感共振能力和时空穿透能力的优秀作品。

电影《英雄儿女》是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根据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而成，堪称中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影片之一。小说团圆中的”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团长张振华、王成、王芳、赵连长、小刘”都是巴金先生采访过的英雄模范人物。

著名作家巴金曾在1952年和1953年两次赴朝鲜采访，两次采访都曾去过志愿军第65军194师582团，在该师住过两个多月并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实情如下：

一、赵先有烈士的简要事迹和牺牲后与其有关的主要记事

1、赵先有烈士的简要事迹

▲赵先有烈士生前照片

赵先有，1928年生于乐亭县姜各庄镇庄头东村一农民家庭。他于庄头小学毕业后，在正值解放战争处于激烈阶段时，1947年10月，19岁的赵先有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很快被提升为班长、排长、团掌旗员，入朝鲜参战不久提升为副政治指导员。因表现机智勇敢、英勇善战，曾三次立功。1949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模范党员。

1952年10月，时任志愿军65军194师582团2营6连副指导员的赵先有带领连队坚守67高地三天两夜，打退敌人17次进攻，实施反冲峰两次，歼灭敌人562人。在激战中双眼被炸瞎、身上五处负伤，在仅剩下与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且敌人冲上阵地时，命令通讯员刘顺武要求炮兵“向我阵地开炮”。战斗到被敌人包围时，赵先有用嘶哑却坚定的声音喊出：“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后与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4岁。战后，赵先有被志愿军总部追认特等功，他所在连队荣立特等功，并授予“英勇顽强、守若泰山的钢铁连”荣誉称号。【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中“特等功臣赵先有”第426页——428页；赵先有烈士墓碑碑文及582团6连荣誉室资料】

在《抗美前线》所刊发日红的文章，《在步炮坦联合指挥所里》已提到“向我开炮”的情节，文中说：“……激战了２０分钟以后，10月5日１１时４０分，阵地一度被敌人占领。６连报告：敌尸堆满了前沿，６连在多次负伤双目失明的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下，英雄们和１００多个敌人扭打在一起，他们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决不后退一步……战后，通过调查伤员等又总结了赵先友、刘顺武的英勇事迹。”【《抗美前线》是志愿军19兵团机关报】（见《塵战疆场余墨》54页）

2、与赵先有烈士有关记事

1952年10月5日１１时４０分，副指导员赵先有呼唤炮火向自己阵地射击后不久，在与敌人交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1953年3月12日，赵先有入葬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地番号东区二排一号。与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烈士安葬在一个墓区内。

1953年8月20日——9月9日，巴金去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处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

1954年4月1日乐亭县委、政府在赵先有烈士的家乡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赠送赵家“人民功臣”布匾和“功勋卓著”木匾。

1958年乐亭县建成烈士祠，赵先有烈士照片悬挂在展厅，其牺牲证书、立功证书、追悼词等存放在展厨。

1978年乐亭县对建成的烈士祠进行修复，1980年重新修建，1982年改建为“乐亭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后来，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修缮布展，赵先有烈士的事迹以多媒体和展板展出。

1991年8月20日，巴金为赵先有烈士题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

1992年8月7日，65集团军在582团机关门前为赵先有烈士塑像揭幕。

1992年8月，赵先有烈士的老师长赵文进将军（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在张振川将军（赵先有烈士的团长，后任194师师长、北京军区作战部副部长、65军代军长、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后离休）的陪同下，来到河北乐亭县。老首长向乐亭烈士纪念馆中的赵先友的遗像行了军礼 , 又到医院看望了正在治病的英雄的妻子陈连华,并嘱咐她多保重。

1993年5月石翠岩将军（曾任赵先有烈士的排长，后任65军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陆军学院政治部主任、总参装甲兵指挥学院政治委员）来乐亭县烈士纪念馆，瞻仰他的战友赵先有烈士遗像和展品。

1998年582团撤编，1999年裁减下来人员（156人），由该团领导带领，并入老团长吴国华（为赵先有烈士塑像时时任582团团长。1997年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被授三级警监警衔，后任中军军弘集团董事长。）中军军弘安保集团，继续传承“向我开炮”的本色，续写英雄儿女赞歌。

2000年9月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张振川将军与夫人汤小薇编辑在唐山军分区领导陪同下再次来到乐亭县烈士纪念馆，瞻仰他的战士赵先有烈士事迹。

2012年9月，乐亭县委组建党史宣讲团，并将其列为常设组织。在每年清明节、建军节、国庆节等重要纪念日，深入机关、学校、农村、军营、社区、企业开展“六进”宣讲烈士事迹活动。同时，县电视台还专门开设党史栏目，适时对赵先有等重点英雄事迹进行滚动播出。

2014年乐亭县党史办编纂了《乐亭党史文苑》（赵先有烈士专辑），并以不同形式将专辑发放到学校和单位。

2015年10月，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65周年，乐亭县电视台专题录播了《三代报国情》电视片，主要讲述了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

多年来，乐亭县有关单位对于宣传赵先有烈士的事迹非常重视，他们编辑了大鼓书《特等功臣赵先有》、《王成精神代代传》，夕阳红艺术团还编演了评剧《滦河娇子——赵先有》在全县各地演出，受到了好评。其中，2004年在省军休系统文艺汇演中，王从保（原乐亭县武装部政委、县委常委）创作了6分钟的乐亭大鼓书段《王成精神代代传》，荣获三等奖。此后乐亭县电视台将这一书段精心录制，直到现在还定期播放。“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有”的事迹也因此深深植根于乐亭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值得一提的是，张家口桥东区怡安小学为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先烈，成立了“赵先有”中队，唐山五十四中和沈阳铁路二小也分别组建了赵先有班和赵先有中队，张家口市怀安县柴沟堡中小学师生，每年清明节都来到赵先有烈士塑像前祭奠英烈，让烈士精神在广大青少年学生中广为传承。

3、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赵先有烈士事迹

1992年8月7日，在为赵先有烈士塑像揭幕大会当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有》塑像落成大会实况。

2000年10月，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的活动中，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的《寻访王成》，播出了赵先有烈士事迹；

同年10月中央电视台《时空报道——最可爱的人（五）》节目，播出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

同年10月，中央电视台的《军事报道》节目播出了“一家三代人前仆后继以实际行动实现王成精神的故事”…。

2020年11月7日央视一套栏目《故事里的中国》邀请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人物赵先有烈士的孙子赵新民做客节目组，讲述了爷爷抗美援朝的故事…。

2021年2月14日，央视七套《军事报道》栏目重播了《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英雄儿女》，真情讲述抗美援朝"英雄儿女"的决然呐喊。

2021年9月25日，CCTV-4中文国际频道播出《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致敬——电影《英雄儿女》中提到，“巴金笔下的王成，参加战斗和牺牲的经过，写得简洁而又耐人寻味，‘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巴金为战斗英雄赵先友亲笔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并播出了65集团军为赵先有烈士塑像揭幕仪式时的视频。

▲赵先有烈士塑像

二、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和巴金回忆并为赵先有烈士的题词，证实巴金曾采访过赵先有烈士，毋庸置疑

一是，张振川将军在有关报刊、回忆录中写了有关赵先有烈士的文章证实，巴金曾采访过赵先有烈士。

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鏖战疆场》、《鏖战疆场余墨》、《鏖战疆场续闻》，是经过他的志愿军首长、同级、下级等众多战友多次共同回忆而写成的。该回忆录不仅是作者记录了革命战争年代，与战友们金戈铁马，以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驱日寇、打老蒋、抗美帝，为解放全中国，保卫共和国的安全，奉献了自己的血肉、青春难以忘怀的战斗经历，而且通篇闪烁着我军在悠悠岁月、艰苦征战中的历史辉煌。

在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中，关于赵先有烈士事迹占了较大篇幅。参加写回忆录的都是最后任过师以上职务的老兵，他们共同回忆了赵先有烈士牺牲时的壮烈战斗场面和著名作家巴金来该团采访赵先有烈士的情景。【见“鏖战疆场余墨”第48页图、54页图、72页图、115页图、140页图、402页图。注：140页图，右一为攻防67高地的582团2营营长王守忠（赵先有烈士的营长），后任194师师长、65军副军长】。

笔者搜集到张振川将军写的有关赵先有烈士的文章有：《英雄“王成”的最后时刻》、《一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怀念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纪念赵先友同志牺牲50周年》、《怀念抗美援朝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英雄儿女”真正多》、《巴金等艺术家采访小英雄范鼠儿追忆》、《朝鲜战场逢巴金》、《谁是“王成”原型》、《赵先有烈士塑像碑文》等文章。在以上文章中都提到：“赵先有烈士战斗到最后喊出“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也提到著名作家巴金在志愿军65军保卫开城反击作战胜利后，到开城前线我582团驻地釆访了赵先友烈士的事迹。”【见张振川将军“回忆录”及有关报刊文章】

志愿军第65军1951年8月进入到朝鲜开城前线，担任保卫开城的光荣任务。在朝鲜开城前线作战1年零11个月，我军终于圆满完成了保卫开城、谈判代表团的光荣任务。【见鏖战疆场255页、266页】

不难看出张振川将军说的“反击作战胜利后”就是指的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签字以后，这句话确认了巴金是在1953年他第二次赴朝鲜时采访的赵先有烈士。

二是，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中其它文章和有关“陈亚夫将军”的报道印证了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是1953年他第二次赴朝鲜采访时。

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国著名作家巴金同志正在我军采访，正赶上我师陈亚夫政委调到军里当主任…我向他（巴金）介绍了赵先友同志的英雄事迹。”【见“鏖战疆场余墨”第60页】

因582团三打红山包和攻防67高地反击作战胜利后不久，巴金第一次赴朝采访回国（大概时间是1952年10月中旬），当时65军政治部主任是陈宜贵将军，还不是陈亚夫将军。陈亚夫将军任65军政治部主任时间是1953年1月（见《65军军史》续表5），所以陈亚夫将军在任65军政治部主任时见到作家巴金，只能是1953年巴金在第二次赴朝采访时。从以上回忆录来看，也证实了张振川将军曾说“攻防67高地战斗胜利结束后，巴金来我团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是指巴金在1953年第二次赴朝采访的赵先有烈士。

作者王林芳在《陈亚夫：“我们一定要咬牙坚守！”》一文中是这样写的：“当时，著名文学家巴金等人正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身为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陈亚夫就在保卫开城反击战胜利后向巴金等作家介绍了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在危急时刻，要求自己的炮兵“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并将巴金介绍到五八二团采访。巴金根据赵先友和其他英模人物的事迹创作了小说《团圆》。”【作者王林芳：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副处长】

在《父亲的至交陈亚夫将军》和《陈亚夫将军与》中也有这样的报道： “因将军介绍烈士事迹才有了电影《英雄儿女》。抗美援朝期间，陈亚夫伯伯任65军194师政委、…陈伯伯后调任65军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此任上，陈伯伯在有一次接待作家巴金讲述了一个65军战士赵先有的事迹，后来巴金就根据陈伯伯和赵先有烈士所在团团长张振川讲述和他采访到的其他英雄人物事迹写了一个小说《团圆》，…根据小说《团圆》改编摄制了电影《英雄儿女》”。【见网页】

张振川将军在《文武双全的老政委》中写道：“陈亚夫政委在我们反击作战后确实和电影王文清政委一样，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巴金同志和我们陈政委很熟。”【见“鏖战疆场”第319页】

“巴金与陈亚夫很熟悉…”，主要是1952年巴金赴朝鲜采访在194师住了一段时间，当时陈亚夫将军在该师任政委。1953年巴金第二次赴朝鲜采访在65军军部和特功6连驻地又住了一个来月，所以他俩很熟悉。

巴金在他第二次赴朝采访到赵先有烈士的事迹，确是因为有陈亚夫将军的介绍，但也是巴金他第二次赴朝采访到65军的目的。【见下文】

三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回忆和为赵先有烈士题词，也说明巴金采访过并了解赵先有烈士的事迹。

1991年，65集团军为发扬光荣传统，宣传英雄事迹，激励官兵做英雄传人，批准在赵先有烈士生前所在的团队为其塑像，请巴金为赵先有烈士题词，张振川将军为赵先有烈士塑像题写碑文。

为此，张振川将军和1960年在65军任军政委的李真将军（后任总后副政委）给巴老写了信。194师582团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去上海文联，经介绍找到巴金的女儿，《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同志，后来去医院见巴老。近90岁高龄的巴老身体不好，正在医院治疗。

“见到两位将军的信老人很高兴，他动情地说：我到过朝鲜战场许多部队，在你们部队和赵先友曾战斗过的的连队采访过多次，英雄们的事迹使我激动，我写了几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塑造一些英雄形象，创作了小说《团圆》里的主人公王成。后来《团圆》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他还说，“还能回忆起你们部队的番号，也记得李真政委和张振川团长……。”。后他欣然题笔写下：“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 巴金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巴老想的很细，他写了一份横的，又写了一份竖的，供塑像时选用。【见《中国人才》 2006年第2期《巴金 •“王成”及其子孙 》郝占奎，作家，曾在582团任职】

巴金身边工作人员、 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上海市作家协会陆正伟写的：《巴金与〈英雄儿女〉往事》和《电影背后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他在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将来能写好战争题材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 给巴金印象深刻的还是在某团六连的采访。六连在拉锯战中，副指导员赵先友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敌军在坦克掩护下冲上阵地，此刻全连只剩他与通讯员两人了，面对冲上来的敌人，赵先友边扫射，边通过步话机向团长张振川请求炮击阵地。须臾，他呼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陆正伟在《巴金：这二十年》中还写了“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

巴金文学馆副馆长周立民在《胜利的回响 | 第八集：》中说：“小说《团圆》虽然讲述的是两个父亲的悲欢离合，但是他们个人的悲欢离合，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他们对祖国的感情。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在奉献。这不是单纯的伦理故事，它还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危瑶：“…《团圆》小说中战斗英雄“王成”的原型之一，就是在67高地防御战中英勇牺牲的特等功臣赵先有。”

以上众多志愿军首长回忆、巴金的谈话、题词和陆正伟等作家、记者的报道，足以证明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不容置疑、颠扑不破。不然像巴金这样的名人，不会轻易为他人题词的，其身边工作人员也不会多次有这样的报道。

三、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并与特功6连同吃、住在一处21天（1953年8月20日——9月9日），有凭有据

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开始就去了第十九兵团的65军，他采访直至65军即将回国才离开，去46军采访。

首先，赵先有烈士和他的六连获得如此殊荣，是志愿军第65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就是在第十九兵团也是少见的。

张振川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我团的战斗士气，…就连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团长李克农都亲自听战斗情况汇报，并亲自来我团看望予以表彰，还要求去6连看看。”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褚杨在《胜利的回响 | 第八集：》中说，“67高地防御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行，对最终达成军事分界线的协议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谈判代表乔冠华说的：“这一仗打得好，大涨了我军的士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有力地配合了我代表团的谈判，你们打得越好，我们骂得就更有劲儿。”

后67高地战斗成为军史中作为教学材料的一次山地步兵攻防战斗战例。

张振川将军在其回忆录《第二次向李克农汇报》中写道：“那是1952年10月上旬，我们三打红山包（同时攻防67高地）胜利后，军里通知说，谈判代表团首长，要65军去人汇报开城前线反击作战的情况，军里决定叫我去…我汇报了我军在板门店右翼三打红山包，攻防67高地，…”【见“鏖战疆场余墨”第141页】。张振川将军前去汇报的时间是10月上旬，那极有可能就是10月8日去汇报的，因10月7日三打红山包和六七高地战斗已胜利结束。

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是19兵团当时打的一次最大的仗，当时巴金正在19兵团机关，谈判代表团如此重视，虽然巴金回国在即，像这种情况巴金是会知道的。因有的报道还记载了“1952年10月11日，巴金看了兵团《抗美前线》报负责人王楠来送的团报副刊”，其中，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战斗简报就曾登在19兵团的《抗美前线》报上。

张振川将军在《朝鲜前线三见李克农》中这样写了：“李克农同志听说6连打的十分顽强，最后一天在阵地上的同志还要求向自己开炮，并全部牺牲在阵地上，李队长（李克农）问，还剩多少人？给他们补兵没有？他要求到6连看看！…”【见“鏖战疆场余墨”第146页】

时任志愿军193师秘书科长郎万瑞在《难忘开城——纪念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这样写道：“…著名作家巴金亲笔题写的“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 就是参加的这次战斗。战后，李克农亲赴前线，到组织指挥这场战斗的一九四师五八二团指挥所，高度赞扬了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和全体官兵，他说：’'你们卓越指挥、英勇战斗所取得的胜利，有利地支持了我们的谈判立场，打击了敌军及其谈判代表哈里逊的嚣张气焰，我谨代表谈判代表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 ”李克农为指战员们在战斗中的英勇精神所感动,他提出要亲自到英勇顽强的六连，到战场上去走一走，看一看。部队首长再三向他解释，战场非常危险，为安全起见，就不要去了。他坚持说：“不，要去，一定要去看看。”（见《党史博采》2003年07期）【郎万瑞，1952年时任志愿军193师秘书科长，后任194师政治部主任。】

张振川将军在《一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中写道：“上级给我们65军很高的荣誉：志愿军19兵团发来贺电，称我们是光荣的开城保卫者。…《抗美前线》发表社论[1952年11月62期]说：“1952年10月上旬，志愿军65军在开城作战7昼夜歼敌2600余人，受到志愿军和兵团首长的表扬。…

志愿军65军在保卫开城反击作战全面胜利后，再次召开了庆功大会，志愿军194师582团光荣受奖，志愿军总部为582团二营记一等功，并发来“攻防全胜”大奖旗；为582团6连记特等功，并发来“英勇顽强、守如泰山钢铁连”的大奖旗；为582团6连副政治指导员赵先友追记特等功。

19兵团为194师582团5连记一等功，并授予“能攻善守痛歼顽敌”奖旗；为582团1连记一等功，并授予“攻如猛虎”奖旗；为582团7连2排、团侦察排记一等功，发来“保卫开城二级英雄排”；为582团的八位同志立一等功，他们是：刘顺武（追记一等功）、关景春、刘殿良、巩振达、胡友万、林菜祚、杨三友、王志荣；还为194师31名战士立了二等功…。” 【来源：《文史精华》2002年第12期】

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让人感慨万千，这众多的英雄儿女令人钦佩不已。是他们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安宁，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中国人民志愿军！

其次，巴金第二次来朝鲜采访，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再体验那种激情燃烧的生活，为进一步补充素材，收集更多的英雄事迹，为将来的创作奠定基础。

1953年8月中旬，巴金第二次赴朝鲜采访（8月12日到达19兵团政治部）。

巴金在信中告诉妻子萧珊：“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 ……我还想在上海仔细地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我从事创作是因为我心中有许多感情，我非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来才不白活，否则死也不会瞑目……”

因巴金在第一次赴朝鲜采访回国时，就知道到了67高地战斗情况，由于回国时间已定，没有来得及去采访。巴金这次从19兵团到65军来，就是为采访赵先有烈士的事迹。

志愿军65军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将军向巴金介绍了在他任师政委时，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战斗的过程，特别讲述了赵先有和刘顺武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决定先去194师见师领导。

1953年8月18日巴金在65军军长兼政委王道邦的陪同下来到194师，其目的就是先与师领导了解67高地战斗和第三次攻打“红山包”的战斗情况。这逐级采访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

实际上时任194师的师长齐景武、政委刘绍先、主任齐振华对赵先有烈士事迹也更清楚，因为，赵先有烈士牺牲时齐景武任代师长、刘绍先任师政治部主任（1953年初任194师政委，接任陈亚夫师政委的职务），赵先有烈士牺牲后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墓碑碑文就是他俩以师长、政委名义写的。假如巴金这次来该师就是不提采访赵先有烈士的事迹，194师的领导也会提出来。

当194师领导告知巴金582团2营特功6连在我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时，巴金随即决定去我停战谈判代表团处采访。194师师史记载：“在1953年8月3日，582团2营到我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担负看管战俘与警戒任务，582团（欠2营）到土城里、山里地区担负修筑飞机场任务。”【见194师师史第192页、193页】

1953年8月20日，巴金去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采访，他首先采访了时任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张振川在一次访谈中有过说明。他说:“记得我部反击作战胜利以后，作家巴金亲临朝鲜开城前线，曾对我志愿军六十五军第五八二团进行采访。我作为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向巴金介绍了我团六七高地、三打‘红山包’战斗中同志们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战斗作风。特别提到了我团二营六连副指导员赵先友和他的战友们在坚守67高地战斗中所表现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巴金听完我的介绍被赵先友等英雄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深有感触地说:‘你们团打得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的士气强。’最后，巴老根据赵先友等众多志愿军英雄的悲壮事迹，萌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团圆》这一千古绝唱。”

从张振川将军以上回忆录看，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在时间、地点上完全吻合。

后巴金在停战谈判代表团处与特功六连吃住一处21天，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和其他英模人物。时任志愿军194师581团团长安东、194师作战科长邓静农、582团6连一等功臣关景春、582团5连副连长王志才和该师宣传队队员张莹珊以及65军其他战友对此都进行过讲述证实。【见下文】

在停战谈判代表团处巴金还采访了我方归俘、了解了我方对外俘的管理等情况。巴金在此采访至1953年9月9日志愿军第65军即将回国之时。

巴金的小说《团圆》由此产生而奠定基础，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中展现的王文清政委形象、情节很像陈亚夫将军，其团长张振华的原型之一就是张振川将军。其“王芳演唱的赵连长和通讯员小刘的英雄事迹”，以及“王成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也是赵先有和通讯员刘顺武等烈士和战士关景春的真实写照。

志愿军第40军119师炮兵团宣传股长陈振民在《——读《鏖战疆场》一书有感》中写道：“其所在582团攻防六七高地、三打“红山包”战斗更多次处于险境之中，竟打出整排、连、营、团的英雄事迹，尤其是该团2营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在敌人夺取了我阵地后，用报话机要求张振川团长“向我开炮”，令当代文豪巴金深为感动，主动到582团采访近一个月，以赵先友的事迹为原型，艺术地概括了在朝鲜战场上其他英雄形象，写出了《团圆》——后来被改编成的《英雄儿女》电影的英雄团长则叫‘张振华’。”【陈振民是张振川将军抗战时期的战友，抗美援朝时1951年6月任67军辎重34团宣传股副股长，1952年8月在40军119师炮兵团任宣传股长，】

志愿军第64军医院卫生员侯炳茂（作家、画家）在《【志愿军】巴金在三八线上》和《《心香忆故——巴金前线记事》》中写道：“巴金听了张振川团长的简短介绍，很受感动，决定到六连去采访……。

1953年第二次入朝半年（巴金）采访无数指战员的英雄事迹。

后根据巴金创作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生动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事迹，影片中王成则是英雄赵先友的真实写照。”【侯炳茂，参加抗美援朝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四军军医院一所任卫生员。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回国。在某野战部队医院任卫生排长、军医、所长、院长。撰写回忆抗美援朝散文，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现为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解放军报长城副刊特聘专栏作家。】

志愿军第46军参谋梁新如写的《三八线上遇巴金》。在该文写到：1953年我志愿军46军在三八线上召开的“双夹山战评会”上我见到作家巴金，经人介绍我是46军司令部任参谋，并与其交谈。…“巴金还谈到自入朝后，一直在西线兵团部队中活动，访问了78师212高地战斗模范、一级人民英雄秦建彬，194师坚守67高地的特等功臣赵先友等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特别是九连副指导员于占和带领一个班坚守阵地，在人员伤亡殆尽、他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直到肠子外溢，壮烈牺牲。…”【梁新如：1952年9月在志愿军46军司令部任参谋，后任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

以上志愿军首长、战友们的文章都证实了“巴金在1953年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这些鉄的事实是无可置辩、众目昭彰、无懈可击的。

四、志愿军第65军老兵多人见证了作家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证据确凿

志愿军194师581团团长安东讲述：“巴金深入我团采访，与我们同吃同住近一个月。…1952年 10月5日，开城保卫战六七高地战斗打响。194师582团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英勇牺牲后，著名作家巴金闻讯到582团采访。巴老以乐亭籍士兵赵先友和581团土美山高地等众多英雄为群像创作了小说《团圆》。后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搬上银幕，随之志愿军英雄战士王成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来自《安东和他的“王成式”战友们》。安东，1943年1月参加革命，1951年2月入朝鲜参战，1951年入朝任580团参谋长，1952年至1953年任581团团长，后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

志愿军194师作战科长邓静农在《怀念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巴金笔下的〈英雄儿女〉》中这样写的：“…著名作家巴金曾赴朝鲜采访，听取了团长和同志们的介绍，根据赵先友和众多抗美援朝英雄事迹，构思了小说《团圆》，后改编成电影片《英雄儿女》，…”【邓静农，原廊坊军分区副司令员。1952年时任赵先有所在师作战科长，在三打红山包与67高地战斗中，他与赵文进师长始终在582团指挥所。他的文章印证了张振川将军的“回忆录”中赵先有烈士在战斗中喊出的‘向我开炮’；谈判代表团对67高地战斗的重视；及作家巴金来该师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

志愿军582团6连战友关景春2000年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最可爱的人”节目中，他与时任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共同讲述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关景春主要讲述了：“67高地战斗时情况，在屯兵洞内，不仅亲耳听到了报话机中赵先有呼叫炮火向自己阵地射击，而且还亲眼看到赵先有、刘顺武两位烈士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壮烈场面……。关景春曾多次被请回老连队讲传统时讲述了：当年67高地战斗情况，及本人在负伤住院后（1953年），著名作家巴金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也采访了他和其他战士，…”。【关景春，入朝参战时在19兵团司令部当警卫员，后经个人反复请求，到了65军194师582团2营6连当战士。曾在赵先有烈士的指挥下一起守卫67高地，也是67高地战斗一等功荣立者之一。因负伤被替换下阵地，在赵先友牺牲后带伤还参加了反击分队。也被誉为电影《英雄儿女》通讯员小刘的原型。】

志愿军582团5连战友王志才曾在2000年中央电视台的《军事报道》节目播出的

“一家三代人前仆后继以实际行动实现王成精神的故事”。其中，张振川将军和赵先有烈士的战友王志才曾在这个节目中，讲述了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时任582团团长吴建新在该节目中讲述了：“1953年巴金到了我们团，后写出了小说《团圆》”。

王志才曾写了《“英雄儿女”——“王成”和他的家人》、《65军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在他的文章中也写了“1953年，作家巴金曾来我部队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并与特功6连吃、住在一处一个来月…。作家巴金在我部队采访直至我65军即将回国”。【王志才，1952年时任志愿军582团5连二排排长，曾参加攻打67高地战斗，该连荣获一等功，被授予“能攻善守痛歼顽敌”奖旗。王志才与赵先有烈士是同村人、同时入伍、同一个营的战友。晚年安排在唐山常记功臣幸福院】

志愿军第65军于1953年10月9日胜利回国【见《鏖战疆场》第266页】。

志愿军194师战友刘景岐写的《致张振川司令员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写到这里，我想起特等功臣赵先有烈士，在开城保卫战争夺六七高地时，高声喊出‘向我阵地开炮’，在哪一刹那，张团长却冷静地等两位重伤员的身影进了隐蔽部，才下令向敌人开炮，这里含着智、勇、德，太让人感动了。…（见“鏖战疆场余墨”第392页）”【刘景岐是原志愿军194师师长赵文进的警卫员，67高地战斗时，曾随赵文进师长在582团指挥所，后转业到国家化工部，当到人事司长离休北京。】

志愿军194师战友张莹珊（女，志愿军194师文工队队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这样说：“我看电影《英雄儿女》王芳在战地演出的镜头时，总会莫名其妙的激动，因为那正是我在朝鲜的真实战斗场景。但说王芳就是我，实在不敢领受，一是巴金先生在我们部队采访过赵先友烈士事迹并没有直接采访过我本人，二是王芳本来就是无数志愿军文工团员群体形象的代表，并不专属于哪一个人。”（见李秀春写的《一对“红色恋人”的爱情故事》）【张莹珊10岁随父亲参加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1年，16岁的张莹珊随志愿军65军194师文工队又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在朝鲜战场上，她是真正的“战地百灵”，创下了在战地一连演出9场的最高记录，赵先有烈士牺牲后，曾多次演唱过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是戴着半胸的军功章回到祖国的，后被誉为“王芳”的原型之一。1958年，23岁的张莹珊从65军文工团转业，转业到地方后，一直从事文艺工作，离休前任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编辑。】

另外，志愿军65军的战友何焕宇（抗美援朝时何焕宇在65军政治部工作）、刘新(刘新，入朝参战时任第65军组织科干事。)、洪泗一(洪四一，时任志愿军第65军参谋)、卡应海(卡应海回族，志愿军65军战士）等都在媒体上发表过文章，证实作家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其中战友洪泗一明确地写了：“1953年，著名作家巴金在朝鲜闻讯后，亲赴五八二团，用近一星期时间，接触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

以上多位志愿军第65军老兵亲历并见证了作家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是千真万确、不可否认的。

五、多位领导、作家和记者们讲述和写的文章都阐述了巴金采访过赵先有烈士，是“王成”的原型之一既实事求是，又恰如其分

除上文赵先有烈士的首长、战友和见证人写的有关文章外，笔者还搜集到以下有关赵先有烈士的文章百余篇，其内容略…这些文章在有关媒体都证实了，赵先有烈士是在战斗中，喊出“向我开炮”并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王成”原型之一。这些文章都表述了，不仅巴金在朝鲜战场上采访了赵先有等众多英雄，而且给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赵先有勇敢在山头牺牲的事迹…。

以上这些报道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作者对赵先有烈士的怀念与景仰，一幕幕、一幅幅镜头都展现了主持人和讲述人对赵先有烈士的敬慕与缅怀；以上这些报道使赵先有烈士的英雄事迹一次次响彻人们耳际、展现在人们眼前，使他伟大的形象永远雄立在人民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笔者看到在有些文章中写的是，“作家巴金1952年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很可能是因赵先有烈士1952年牺牲，且作家巴金1952年曾在该部队采访的原因。而个别作者认为赵先有烈士牺牲时，巴金第一次赴朝鲜采访即将回国，误解为巴金不可能采访到赵先有烈士的事迹，是他只顾1952年巴金没有时间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没有查到1953年巴金采访赵先有烈士事迹的记载所致。

赵先有烈士用他的功迹，和他的首长、战友、知情作家、记者写的文章及巴金的亲笔题词和表态，证实了作家巴金是1953年采访了赵先有烈士事迹。这就是巴金认可的和“王成一样的英雄”，巴金即为他题词，就是认可赵先有烈士是他小说《团圆》中“王成”原型之一，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注：赵先有，实际姓名；赵先友，张振川将军、巴金等作家用名；发文者配图。

附：主要参考资料

1、张振川将军写的回忆录：《鏖战疆场》、《鏖战疆场余墨》、《鏖战疆场续闻》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

3、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五军军史（1948.9——1985.10）

4、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九四师师史（1942——1989）

5、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九四师五八二团六连连史

6、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关赵先有烈士资料

7、乐亭县烈士纪念馆有关赵先有烈士资料

8、乐亭县党史办编纂了《乐亭党史文苑》（赵先有烈士专辑）

9、1992年8月7日为赵先有烈士塑像揭幕仪式有关录像等资料

10、《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中央电视台“最可爱的人”专题节目录像

11、《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中央电视台的军事报道节目播出的“王成的原型赵先有和他的儿子、孙子三代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故事”录像

12、《2015年乐亭县电视台纪念抗美援朝65周年》录播的“三代报国情”录像

13、2020年11月7日央视一套《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英雄儿女）视频

14、赵先有烈士的首长、战友及有关作家、作者、记者等写的有关文章

15、贾玉民写的：《巴金在朝鲜战地活动事略（上）、（下）》

这是一篇开展“自我批评”后，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文章，源于我对《金刚川》获得诸多批评谩骂的反应及思考。

首先必须承认，我对国产电影是有私心的、是会偏袒的，假如两部同等质量的影片放在面前，我会对外国片给出相对更客观的评价，而对国产片给予更多好评——因为中文是我的母语，而现在的华语电影比较孱弱，只要不是太烂的片子，我都会下意识地去包容和鼓励。

所以，我给了问题多多的《金刚川》总体积极的评价，甚至于前几天，我对那些铺天盖地恶评是有些不忿的……可现在，我想通了。

通过我上周发布《金刚川》影评后陆续收到的回复，以及这些天的观察，我把针对该片的负面评论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从制作角度出发，点明影片粗制滥造、手法劣质等客观存在的硬伤，就电影论电影，算是最容易理解的了；

第二类，否认抗美援朝战争历史意义、反对国内主流舆论观点，因为电影是纪念“立国之战”70周年的献礼片，仅凭这点就开喷；

第三类，认为《金刚川》不配拿来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电影的格局小，偏重描绘个人英雄主义的“江湖气”，没有政委也没体现志愿军战士的意志和勇气从何而来，不懂历史并错误表现战场细节，导演管虎还是个“阴阳人”……总之，影片的内核与它的主题很不匹配。

除去不可理喻的第二类，第一类争议完全可以畅所欲言、求同存异，短短几个月的拍摄制作周期已经是电影工业的奇迹，缺憾必然存在，观众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买单。

真正令我深思的是第三类观点。《金刚川》中的志愿军战士确实很顽强、不怕死，几位主要角色的情义也令人动容，但如果我们不结合自己的历史知识储备，单纯从影片本身出发，就会感觉到他们的行为缺乏动机，是在机械式地执行任务，这样一来，他们的牺牲也容易落入“卖惨”的语境。

我并不想跟风说什么“中国电影人被外国人带歪了，只会讲个体的伤痛和对战争的反思”，对于正义战争，我们当然不用反思检讨，对于伤痛，我们也没有避讳。

其实这些问题，早在1964年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英雄儿女》中，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回答。

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战斗英雄王成牺牲后，他在文工团的妹妹王芳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巨大的震惊和本能地拒绝相信，当意识到哥哥真的死了时，她潸然泪下、情不自已。

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反应，志愿军战士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这也是让观众产生共情的基础。

重头戏在后头。政委王文清让王芳为她哥哥写一首歌，王芳当仁不让，可初稿的效果并不“理想”。

用警卫员小刘的话来说，就是“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小刘属于进入部队后才开始识字读写的年轻战士，太深刻精准的道理他讲不清楚，只能表达自己最直观的感受——不难想象王芳的初稿什么样，肯定是把自己失去哥哥的悲伤痛楚都写进歌里去了。

对于小刘的反馈，王芳起初还有些不理解和不服气：我明明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情感，难道不对吗？

小刘说不明白哪儿不对劲，他从志愿军战士的朴素情感出发，觉得王芳的歌词写得“软不邋遢”，并不是自己渴望听到的歌曲。

两者的情绪都很真切，却不能调到一个频道上去，王芳为了让小刘理解，只能继续强调她的“真”，说“自己是流着泪写完的”。

此时，王文清一针见血地指出：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为什么写他、唱他，为了让大家一起跟你流泪吗？

一定程度上，王芳的初稿应和曾经大行其道的“伤痕文学”很像，都充分强调了伤痛本身，而忽略了对伤痛的深思和它带来的东西——诚然，伤痛是有意义的，描绘伤痛也没什么错，但若文艺作品中只让人看到痛苦，那么，伤痛也就只是伤痛罢了。

王文清的话点醒了王芳，随后她的终稿，便是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英雄赞歌》。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在我看来，这两句最核心的歌词实现了情绪升华，因为它突出了牺牲的价值。

战旗美如画，是因为英雄鲜血的浸染（书写），大地春常在，是因为英雄生命的盛开（守护）——没有悲戚凄婉，而是激情高亢的壮美，这是一首赞歌，更是一首战歌，王芳的演唱哀而不伤、精气十足，这样的表达才能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牺牲的意义远不止于死亡。

如今，我们总觉得国产主旋律电影变了味或没了味，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整代电影人和多数观众都已无法充分理解当年那种精神和志向了（甚至是质疑和否认），自然会去追求易懂的或表面化的东西。

就拿“牺牲”来说，个体的趋利避害人人都懂，便有人大谈贪生怕死的“人性”；又或者片面/过度刻画人的牺牲，而忽视了牺牲的目标和意义，便会让人感觉虚假，个人认为，大家反感（厌恶）许多官方的宣教，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失去本心的歪曲解读导致的：自己都不相信，又怎能让别人相信？

须知，牺牲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选择成仁取义的结果，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或目的，为什么牺牲都说不清楚，最后难免会沦为伤春悲秋的哀叹和卖惨。

我并不是想粗暴地讲“现在的电影，不行，过去的电影，行！”事实上，我始终坚持一点：电影只是一种实现商业or艺术诉求的手段，她从来就不应“必须被拍成什么样”，观众们许多想让电影承载的精神，也不该是她的职责，那些拿着反复咀嚼过的标准来提要求的人，显然是太看得起电影了。

当然，尽善尽美的“好电影”不是没有，可那种片子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放到国产主旋律影片上，还得再加一点：现今世面上几乎已经找不到根正苗红的“官盐”，只有各种被打上官戳的“私盐”，质量如何，全看创作者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水平。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不谈那些字面意义上的主旋律片，仅从票房成绩去看，毕竟票房越高说明大家越买账，这是观众们用电影票选出来的“主旋律”。

结果不算“乐观”。

排名第一的《战狼2》，其实是非常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它的下限是一部合格的军事动作片，上限则是主动坦诚爱国情结的抒情片，也正是靠着后者的强力加持，《战狼2》才能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成为国产片之最。

与之类似的还有排名第五的《红海行动》，术业专攻有余，集体信仰的表现则马马虎虎，包括排名第二、把少年心气讲得炉火纯青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无一不是“西体中用”的典范，倘若都按照“从思维到形式全要自主创新”的狭义标准去要求，恐怕这些高票房电影没一部能合格……

排名第三的《流浪地球》或许是个意外。现在越回想，越觉得这部电影的难能可贵，在形象设计、美术风格、故事内容和精神主旨等多个层面，《流浪地球》都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自己的印记，哪怕是抽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能在影片中有相当具体形象的展现。

然而，《流浪地球》并不是抱着“我想宣扬什么”的劲头去拍摄的，那些价值导出是把自己愿意相信的故事说出来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对于国产主旋律片乃至国产主流电影的未来，我依然愿意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现在国内在硬件技术上追赶得很快，也不缺资金支持，《金刚川》的快速成片便是证明；相比之下，真正难以提升的，是不卑不亢的态度和讲好故事的能力，这些东西无法一蹴而就，只能靠时间慢慢去捶打、去磨炼。

电影、电视、动漫等文艺商业创作，不能简单地与谈论历史观点、政治立场等同起来，妄自菲薄固然不好，可我发现另一股正逐渐兴起的风气也需要警醒，那就是盲目地妄自尊大，轻鄙蔑视好莱坞及西方的叙事本领。

在过去还有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好莱坞讲（主流通俗）故事的能力都是世界最强的，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国内创作者需要学习的地方。

还是拿“牺牲”举例，去年刚刚登顶全球票房冠军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中就来了一个漂亮的举重若轻，那个打出力挽狂澜响指、牺牲自我拯救世界的钢铁侠，正是十多年前以浪荡不羁花花公子形象登场的托尼·史塔克。

人家一边极尽娱乐、一边彰显着自己的光鲜强大、一边还坐着把全世界的钱挣了，这里面的巨大差距，我们都应该清楚看到。

今时今日，简单复制别人的话语体系搞创作，已不能再轻易满足国内观众日益提升的欣赏水平了，而重唱传统“样板戏”更是会被时代抛弃……未来的路还很长，而且路并不好走，这需要创作者和观众们共同去努力，我相信，新的国产“好电影”终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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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反映的是什么时候的故事？

文/忠诚 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都知道，该电影剧本是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根据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的，小说和影片描述的是抗美援朝时期，1951年初入朝部队，在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离开入朝部队前（1952年11月底前）志愿军战斗、生活以及“王芳”与哥哥在战场上相逢，与生父、养父“团圆”的故事。 1、 巴金在小说《团圆》中写明了故事发生在那个部队、虚构“王成”的牺牲时间

著名作家巴金，在小说《团圆》里，写到这么一个历史史实：（‘团圆’，原文一段摘录如下）: “ 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3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 “去年年初（1951年年初）我来到朝鲜，做梦也想不到居然找着线索，当时我还在师里……”【王主任（王东）的原话】。

1951年年初我志愿军入朝部队有：第19兵团的63、64、65军（1951年2月入朝）；第3兵团的60、12、15军（1951年3月入朝）；第47军（1951年4月入朝）。无疑，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记述的是19兵团、3兵团和第47军志愿军战斗、生活的故事。 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简介】：1952年9月18日至 12月5日，以刘景范为总团长，陈沂、胡厥文、李明灏、周钦岳等人为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这届慰问团的规模比上届更大，代表性也更为广泛。总团下属的9个分团，除第九分团留在国内慰问志愿军的伤病员外，其他8个分团到达朝鲜前线，进行了为期四十多天的慰问活动。

9月22日，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天津宣布成立。代表团成员听取报告会、前线情况介绍等和入朝前的最后准备，还进行了防空和行军演习。时值10月1日国庆三周年，慰问团全体代表应邀参加了沈阳市的国庆观礼，总团及各分团长还和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一起登上主席台。10月6日晚，各分团乘火车，于7日晨到达安东（今丹东），与志愿军三兵团派来迎接的队伍见了面，双方商定为防敌机空袭，决定8日凌晨3时出发渡过鸭绿江。11月下旬，在完成慰问任务后，慰问团人员先后离朝回国.。总团于11月30日在天津召开总结大会。分团于12月4日离开天津。

电影《英雄儿女》表述“王成”的牺牲时间及所有影片情节，也是在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离开志愿军部队前（1952年11月底前）的故事，与巴金小说《团圆》是一致的。 综上，如果硬要找“王成”的原型，根据巴金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情节：一是，虚构人物“王成”的牺牲时间应是在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到达志愿军部队之前（1952年11月底前）；二是，这个“王成”所在的部队应是志愿军第19兵团、第3兵团和第47军。 2、《英雄儿女》中的“王成”艺术形象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跟巴金小说中的“王成”有什么关系？ 巴金在小说《团圆》中，笔下的“王成”写其参加战斗及牺牲虽然很简洁，但却让人回味无穷：“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影片中，“王成呼叫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拉响爆破筒，与蜂拥而至的敌人同归于尽”。有人说：“《英雄儿女》中的"王成"艺术形象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跟巴金小说中的“王成”有什么关系？”

电影《英雄儿女》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前，便来上海拜见巴金（据有关报道，巴金曾向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介绍了他在朝鲜采访过的志愿军英雄的事迹），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毛烽和武兆堤在编导电影《英雄儿女》时，根据巴金小说《团圆》中“王成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的原型，突出了原著中“王成”的本来面目，参照了小说中赵连长、通讯员小刘的英雄事迹，集中了众多志愿军英雄们的事迹，塑造了影片中“王成”的高大形象。重塑的“王成”原型，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高喊“向我开炮”，二是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两个特点都没脱离巴金写的“…王成在山头勇敢地牺牲了”这一情节。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

有什么关系？在有的人看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是想否认巴金小说《团圆》中原始的“王成”，企图取而代之。我认为：这两个“王成”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没有巴金在朝鲜战场上的采访，就不会有《团圆》这篇小说的刊出;没有巴金小说《团圆》中原始的“王成”，就不会有电影《英雄儿女》中重塑的“王成”；只有小说《团圆》中，“王成…,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句话，才有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与敌人同归于尽；只有前者“勇敢”二字，才有后者“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总之，没有巴金这句话，编导就不会把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在最后时刻，描述的英勇顽强、舍生忘死、视死如归这样高大。 3、她（他）们都是“王芳、王成”原型 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几乎都在问：《团圆》是真的吗？现实生活中真有“王芳”和“王成”吗？ 　　解秀梅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军一名文工团员，她的经历与“王芳”十分相似，被人常常称之为“王芳”。在朝鲜战场上，她巾帼不让须眉，在前线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佳话，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中，就有她。九十年代，她患重病的消息经新闻媒介披露后，总政治部《解放军生活》编辑部发起了“抢救‘王芳’行动”，《英雄儿女》中王芳的扮演者刘尚娴亲赴医院看望解秀梅，一时间“王芳”看望“王芳”成为佳话。如今，“王芳”解秀梅已离开了我们。 关于“王芳”原型也有很多，如志愿军首长报道过的王纾、李幼鸾、王坚、张莹珊，更巧的是还有一位与电影“王芳”同名同姓并且是上海籍的志愿军女战士王芳。她们不但有“王芳”的形象，而且有的与巴金合过影，有的受过巴金采访…。由此，各部队都会有”王芳“式的人物。 　　“王成”又是谁呢？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全国各报刊相继刊出有关“王成”的消息，不妨我们先抄录几段： 　　1991年6月，某报称：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是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称号的王英。 　　1993年8月，某报称：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仍然健在，他就是一级人民英雄、原内长山要寒区某团副参谋长秦建彬。 　　1994年1月，某报称：王成这一艺术形象，是根据南京军区某师名叫王万成的志愿军烈士塑造的，并说在该师资料室发现了王万成的照片。 以上几位英雄应该都是“王成”原型，下面一位赵先有烈士是“王成”原型也名副其实。 据有关报道，在抗美援朝期间巴金曾两次到朝鲜采访，这两次采访分别都到过志愿军65军。国庆3周年之际，正是巴金等作家、音乐家在志愿军65军采访之时。 志愿军65军在保卫开城反击作战胜利后，召开了庆功大会，我国著名作家、音乐、画家巴金、王莘、胡可、徐光耀、黄谷柳、辛莽等参加了大会。会后到各团采访。

10月5日赵先有等烈士英勇牺牲传遍全军，在志愿军19兵团机关报《抗美前线》，所刊发的日红的文章“在步炮坦联合指挥所里”，报道了六七高地战斗实况。其中，六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小通讯员刘顺武两位烈士在危急时刻，要求自己的炮兵“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也作了报道。

志愿军65军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原赵先有烈士的师政委，1951年2月，随部队入朝），1953年专向巴金等作家介绍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后巴同志到582团采访了团长兼政委张振川，了解英雄事迹，作家巴金后来特功6连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并与特功6连吃、住在一处20多天…。作家巴金在特功6连采访直至65军即将回国，巴金两次赴朝采访在我师住了很长时间，体验生活，巴金的小说《团圆》由此产生而奠定基础，小说《团圆》中写的“王芳演唱的赵连长的英雄事迹”和“通讯员小刘的英雄事迹”，以及“王成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也是赵先有、刘顺武等烈士和一等功臣关景春的真实写照。 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在《巴金与英雄儿女》中这样写的：“在朝鲜，他先后写下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会见彭司令员》等文章。身在异国他乡的巴金，每次听到或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就写信告诉萧珊，让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悦。他在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将来能写好战争题材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 给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志愿军某团六连所在部队生活的两个多月。1952年10月，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主攻任务。在连长、指导员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友和刘顺武却壮烈牺牲了。 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 1961年，巴金经过了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团圆》。” 原河北省军区原司令员张振川在《鏖战疆场》回忆录中说:“记得志愿军65军在保卫开城反击作战全面胜利后，作家巴金亲临朝鲜的开城前线，对我志愿军六十五军第五八二团进行采访。我作为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向巴金介绍了我团三打‘红山包’战斗中同志们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战斗作风。特别提到了我团二营六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和他的战友们在坚守67高地战斗中所表现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要求“向自己阵地开炮”，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完我的介绍，被赵先有等英雄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深有感触地说:‘你们团三打红山包，打得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的士气强。’最后，巴老根据赵先友等众多志愿军英雄的悲壮事迹，萌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团圆》这一千古绝唱。” 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战斗到仅剩下赵先有这位多处受伤的指挥员，手下仅剩通信员刘顺武，面对蜂涌而来的敌人，赵先有命令刘顺武用步话机要求炮兵向自己阵地射击。 最后，赵先有和刘顺武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五处负伤的副指导员赵先有已双目失明，通讯员刘顺武也多处负伤，刘顺武代替他的眼睛和腿，向他汇报敌情，连搀带背使他能运动。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赵先有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报告:“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 当时，团指挥所内气氛紧张极啦，赵先有、刘顺武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使团长张振川和其他首长的内心都受到了极大震撼。我们的同志还在阵地上，我怎能下令大炮射向自己的同志？” 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还说：“故事影片《英雄儿女》曾使千百万中华儿女热血沸腾。特别是我们这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每次看这部电影都是含着一眶热泪！副指导员赵先有和小通讯员刘顺武的英雄行为让人感动，令人震撼！”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军区某集团军为赵先有烈士立塑像，1991年巴金亲笔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从这个题字看，巴金也认为，他笔下的“王成”的原型之一就是赵先有。 部队还将赵先有烈士的遗体运送回国，与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十位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一个墓区内。 综上，从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情节，以及巴金、毛峰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成、王芳”都是虚构的艺术人物，是众多英雄的集合体，并非特指那一个具体人。各媒体相继所介绍的“王成”原型，有的可能和“王成”的事迹相似；有的可能在朝鲜战场上被巴金采访过，成为他写小说《团圆》的素材；有的则可能“脸像王成”；有的可能“嘴”像。总之，“王成”是众多英雄的高度概括。所以具有“王成”形象之一的所有志愿军战士，既是“王成”原型也是“王成式的战斗英雄”。一句话这《英雄赞歌》唱的是众多志愿军英雄的歌，而不是唱的几个人的歌。 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认为：在那样艰苦的年代，我们与敌人的武器装备相差又是那样的悬殊，而我们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靠的就是“王成”那种精神。因此，在那场让人难以忘怀的战争中，有几个志愿军战士不是“王成”呢？“王成”的原型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宣扬“王成”，记住了无数个英雄，缅怀英雄的业绩，发扬英雄的传统，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出现更多“王成”式的战斗英雄。

小时候玩打仗游戏时，常有小伙伴大喊：向我开炮！然而，其实大家都没看过这部电影。

我懂事的时候已经是文革尾巴了，印象中只看过些样板戏电影、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并没有看过这部英雄儿女。再来就是改革开放了，那时流行的是港片，当时也没有录像、VCD、DVD、视频网站，电影院不放就没机会看到了。

但不知道为啥，大家都知道“向我开炮！”这个梗。

80年去了美国，后来去了台湾，更没机会看这部电影了。98年开始回到上海工作，但似乎也没动力去看一部黑白老电影，终于，在跨入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的凌晨，我点开了这部电影。

不禁感叹，那时候毕竟是亲眼见证过战争的一代人，拍出来的场面，比现在动辄号称投资几亿的战争片真实多了。那种炸弹在附近爆炸却若无其事的淡定，亲人牺牲却也只稍微难过一下的隐忍，却更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是呀，在一个连一百多号人常常打到只剩几个的时代，是容不下多愁善感的。

现在国内拍的战争电影总喜欢寻找所谓的“人性”，英雄也有缺点，敌人也有善良，懦弱也有理由，战友牺牲了总要大哭大叫……，反正不搞点这种东西就是宣传片，就不够有深度似的。但是，真实残酷的战场容得下这种矫情吗？

我也觉得怀疑，当时的志愿军战士真的这么视死如归吗？牺牲时都不用多想一下，千方百计的想上前线，这真实吗？但是，如果不是有这样旺盛的士气，又如何能和美军打成平手？

论装备的差距，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甲午战争时代其实都不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这么大，但抗美援朝战绩比抗战要好多了，没有这种普遍的“英雄儿女”怎么能做到？

这部电影也相当诚实，“英雄”是怎么树典型树起来的，一步步都告诉你了，简直可以当宣传的教科书。那些自诩为有“独立思想”的人，肯定要嘲弄这种操作了，然而，当人经历越多，才能体会这种从“见山不是山”又返璞归真“见山还是山”。如果没有宣传，没有鼓舞士气，没有英雄典范，没有战斗精神的志愿军，在美国的飞机大炮坦克下，又会多死多少人？

无论宣传还是不宣传，英雄儿女都是真的。

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04期

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只是以其他手段延续政策。”战争片是非军事的政治，通过影音效果、意境、意识形态等形式表现。中国战争片最能反映中国的政治文化。纵观中国电影从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的发展，十七年间讲述战斗场面的战争题材电影大量涌现。众所周知，中国电影的一个主流类型就是“革命历史”电影。革命历史电影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阶级武装斗争史，表现抗击外国侵略的诸多重要战役以及从国民党的统治下夺取国家政权的雄心壮志，因此，中国的战争片可以被划为革命历史影片的一个分支。

中国革命史以新中国的成立达到顶峰，作为中国革命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战争电影发挥着功用，影片内容广泛涉及历史、武装斗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等题材。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①总结了以武装斗争推翻压迫的经验，同时也肯定了通过战争建立国家的必要性。②这部历史历经若干阶段，各阶段均有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出产。第一阶段截至一九二七年，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统一战线，投入北伐战争，表现这一历史时期的电影聚焦农民起义和革命军推翻军阀的战役。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为第二阶段，以土地革命为标志，这一阶段对于红军的创建、进军农村、长征至关重要。第三阶段是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为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令人难忘的流行影片都是反映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地雷战》和《地道战》。第四阶段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内战阶段，亦称作“解放战争时期”，在表现这一时期的影片中，《南征北战》最为著名。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上甘岭》③和《英雄儿女》④是中国电影里抗美援朝影片的典范。作为教育形式，战争片是革命史的视觉写照，是一部直观形象的历史。

战争片担负着诸多使命。战争片强调，在革命时期，一支强大的军队是阶级和民族斗争的核心力量；在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威胁下，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保障领土安全的重中之重。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语录》英文版，第99页)。此类电影的教育功用就是刻画高于生活的英雄形象，展现他们的楷模风范，以此对大众进行道德教育。一般来说，英烈题材效果最为显著。战争片以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既娱乐观众又教化的同时育人。影片创造出视听冲击效果，为广大观众提供兴致、愉悦和宣泄。中国观众深受文化传统影响，以《孙子兵法》和小说《三国演义》为荣，因此醉心于兵法战术。战略家的足智多谋和排兵布阵的技巧是战争片的一大看点。战场上的奋勇杀敌、运筹帷幄和战术智谋都为人称道，有勇无谋的鲁莽为人不齿。在一部典型的战争片中，这些特征全部呈现，而且将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场面与意识形态的熏陶结合起来。

跨国电影工业近年来也大量生产，但究其新近发展和政治内容，与中国经典革命战争电影相去甚远。虽然战争题材的电影仍尽情用高技术描绘两军交战，但更愿意刻画个人的饱经沧桑、恋情、创伤，以及高歌颂扬所谓真实的人性。韩国的《太极旗飘扬》和中国导演冯小刚的《集结号》就是两个突出实例。战争不再包含政治意义，而是变成个人故事的毫无政治色彩的大背景。无论是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侵略战争，还是卫国战争和解放战争，一切战争都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夺城掠地，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而这样的惨状有如自然灾害、天地不仁，既没有人性动因，也没有政治或道德目的。新近的“战争”充满个人的忠诚和军队的同志情谊或亲情纽带，而不再强调集体国家身份，这一新发展倡导个人主义，提倡血泊里生存，死里逃生。与其说描绘政治创伤，不如说有意模糊民族国家、地缘政治冲突，淡化过去与现在的意识形态分歧。通过重新审视在中国上映的抗美援朝影片，本文作者将从文化政治角度诠释冷战历史中的战争和冲突。

本文关注的是两部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抗美援朝影片，即《上甘岭》(一九五六)和《英雄儿女》(一九六四)。作者将以《上甘岭》作为铺垫，继而深入细致探讨《英雄儿女》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主义主题。作者认为，这部电影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拍摄制作，正是对冷战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反映，也是对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反映。影片将艺术、政治、军事经验提炼为精神政治。

《上甘岭》：现实主义、爱国主义、军工技术

电影《上甘岭》在朝鲜战争停战三年后的一九五六年上映，之后立即成为抗美援朝的经典影片，有力地迎合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一九五○年，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举世震惊。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内战使这个国家满目疮痍，以这样的国力和经济状况，中国竟会冒极大的风险，参与冲突，与一个超级大国开战，这一举动确实出乎意料之外。中国人民志愿军武装条件差，武器落后。但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志愿军联合朝鲜军民，击败了装备优良的美国和联合国的部队，并成功地将对方逼上谈判桌。

《上甘岭》向世人宣告，英雄主义和高明的战略战术如何迫使敌人坐下来谈判。影片根据真实战役拍摄。一九五二年秋，板门店停火谈判休会期间，美军与联合国部队突然在三八线沿线附近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占领战略要地上甘岭和五圣山。影片根据真实战斗改编，讲述志愿军一支连队奉命坚守阵地，阻击敌军前进的故事。尽管志愿军战士一日之内击退敌军三十八次进攻，但是敌军增援部队包围上来以后，志愿军战士的数量远不如敌军，因而伤亡惨重。连队接到命令暂时退入坑道。山头被敌军占领后，连队以山腰为依托，攻击敌军侧翼，拖住敌军。战士们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坚韧，忍受极度的困难，在人身无法承受的困境下艰难生存并连续作战二十四天，坚持到中朝军队的大反攻打响。最终，美军与联合国军被迫重返谈判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战争片的审美取向通常是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两者的平衡因作品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而异。影片《上甘岭》凭借对英雄的讴歌和对浪漫精神的讴歌，展现出其他电影中少见的现实主义英雄气概。赤膊战，伤亡惨重，尸体如山，狂风暴雨般的轰炸，最终还有种种极端困难，在黑暗的坑道中，在缺水断粮、朝不保夕、绝望和死亡每日威逼的条件下，顽强生存，甚至还要面对毒气战——这一切都是为了反映真实战争中的痛苦经历，令观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影片强调对现实细节的描写，因此被一位评论家称为“新写实主义”，⑤这与《英雄儿女》一片的较为活泼、高扬的浪漫主义风格截然相反。

朝鲜战争打响后，民族自豪感随之日益高涨，影片的创痛、坚韧的现实主义与这种民族自豪感并不矛盾。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民对新中国信心倍增，然而，人们也需要铭记，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胜利也因此变得更加来之不易，意义重大。亲身经历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人为数众多，无数人在朝鲜战场上献出生命，国内的人则经历经济困难时期。如何真实再现这场战争，导演沙蒙的责任重大。他将惯常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平衡倾斜，推向更为强烈的、具有焦土味的现实主义。他虽然承认将战斗过程提升到更为浪漫的高度很重要，但是也提出，一部艺术作品应该忠实地表现现实生活，写实不能为宣传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让路。⑥

影片描绘了战场搏杀的死亡画面，此外还刻画了一系列独具特色、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这一系列人物中没有后来被称为“高大全”的崇高英雄形象。尽管连长张忠发本来有可能成为这样光辉完美的英雄形象，但是在影片中他粗言粗语，行事鲁莽，像个农夫。战斗正酣，他却要喝上一口，有时还我行我素，藐视军规，违抗军令。在缺少饮水的极度干渴状态下，连队政治指导员的责任就是维持士气，为缓解士兵的饥渴，他讲了一则《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故事。曹操谎称行进路线前方有片梅园，饥渴疲惫的士兵闻听此言望梅止渴，奋力前行——一个非常“封建”的指导方法！影片在描写前线战斗方面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正面描绘了浴血奋战的残酷场面。影片一开场，张忠发的连队就奉命去接替另一支连队，这时观众得知等待被替换的连队几乎全军覆没，敌军的轰炸机和炮火对山头狂轰乱炸，山顶上的石头被炸得粉碎，整个山头被削去几英尺。在许多战争影片里，当一名士兵奄奄一息时，他会高喊战斗口号，壮烈殉国，这部影片也不例外，电影最后，一名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军碉堡的枪眼，挡住机枪射击——这一场景是对英雄黄继光的传奇事迹的再现。可是我们却先看到一排战士前仆后继攻击敌人碉堡，却惨遭机枪扫射，尸横血泊之后，剧中人物才扑向敌人的枪口。

影片的写实手法，真实中带着粗犷，却丝毫没有损害英雄形象，反而增强了英雄主义的力度。影片突出战士们的英勇顽强，他们虽然平凡，却英勇过人，坚忍不拔，因此这部影片的主旨还是积极向上的。关键时刻，爱国主义为英雄主义再添一把火。当战士们的处境陷入最低谷，生死未卜之际，一个在中国战争片中普普通通的形象，女卫生员王兰，高歌一曲《我的祖国》。这首歌以悠扬的曲调和爱国主义情怀，将影片《上甘岭》深深地印刻在几代中国观众心中。这一片段从王兰的脸部特写开始，然后用慢摇镜头，一一展现系着绷带的战士们，他们凝神倾听王兰的歌声，脑海里却呈现出祖国的影像。这首歌的视频宛若当代MTV音乐，组成为一组音乐蒙太奇镜头，这组镜头从奔腾的黄河到大小城市，从雨后春笋般的工厂到田地里茁壮成长的庄稼。这组蒙太奇镜头意义重大，象征着新中国的工业力量，镜头中有林立的烟囱，宏伟的大坝，还有到处都在建设家乡的繁忙景象。这首歌也歌唱了生长在祖国的中华儿女，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战士们的使命就是保护这片土地，保护“我们的祖国”。正如歌词所唱：“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在最残酷的环境里，正是爱国主义支撑着志愿军战士，推动他们争取胜利。但是，仅靠精神力量无法赢得战争。新中国建立后，依靠工业实力和经济增长，中国开始制造现代武器，这也是影片的一个重要主题。影片的战斗情节以敌我双方的悬殊差距为依托，美军技术先进，部队装备优良，志愿军装备匮乏，武器落后。战场上缺乏补给，运输补给的路线又频遭敌军炮火轰炸，所以志愿军和朝鲜军民需要时间将弹药、补给和部队运往前线。因此，从战术上讲，上甘岭战役是缓兵之计。部队指挥官坐镇地下指挥中心，指挥部队，他发现一小队人马就可以阻滞敌军进攻。这一战术的实战效果印证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即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得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变得格外有分量，但是，抗美援朝是现代战争，中国人还是要依靠技术精良的现代化装备。西方对朝战争有个神话，将中国战士描绘成了分不清面孔的芸芸众生，他们像遮天蔽日的蝗虫一样蜂拥扑向美军，冲锋陷阵。作为对这一歪曲事实的有力辩驳，影片的科技主题表明，虽然有坚定的革命精神，但是依靠工业实力制造的现代化武器，也是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一主题在几部抗美援朝战争片里都有证可循，这几部影片都聚焦于保持补给线畅通的战斗。例如在《烽火列车》和《铁道卫士》⑦两部影片里，铁路和桥梁不断遭到空袭轰炸，此外还遭到特工的破坏，影片的叙事重点就是保证弹药补给从中国东北生产后方运往前线。从技术层面上讲，武器和战略对于赢得上甘岭战役至关重要。指挥战场全局的师长是一位军事行家，精通军事技术、武器弹药。连长张忠发被定位为神枪手，善用机枪。影片最后一场，大反攻打响，先进武器大肆登场，火炮如划过夜空中的流星，令观众震撼不已。重型炮炮火连珠，喀秋莎火箭炮万炮齐发，残酷无情地轰击着目标，一场壮观的火力对决就此上演，将军事力量升华到美学巨大景观。影片中指挥官的精通战略和对军力的表现都与《英雄儿女》的政治导向和宣传路线反差明显，后者是政治挂帅，而不是火力发号施令。

艺术、政治、冷战

与《上甘岭》相比，《英雄儿女》在描绘战场方面现实感较弱，在叙事和影片效果方面多了一些浪漫主义色彩。此处所言的“浪漫主义色彩”指的并非仅是激烈、过度的情感表达，夺目的意象和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特别指称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对毛泽东“军事浪漫主义”的评价。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运用，张曙光曾作过详细阐述。其中，有两个观点与我们此处的主题相关，其一，主观因素也属于战斗力，其二，浸润着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政治，是军队的指引，也是取得胜利的关键。⑧依此见解，《英雄儿女》对战斗情节关注较少，而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着力更多。影片中的宣传并非将错误意识强加给战士们，而是从积极意义出发，鼓舞士气，振奋军心。如上文提到的，战争片的任务是传扬革命历史知识。这部电影拍摄于一九六四年，正值“文革”前夕，影片通过赞美标榜自我牺牲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英雄主义，传达出毛泽东的指令——“党指挥枪”。政治与精神的紧密结合可以说是“精神政治”。

影片《英雄儿女》根据巴金一九六一年的小说《团圆》⑨改编而来。作家巴金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这篇小说并非他的名作，是巴金到朝鲜战场实地考察之后，根据亲身感受创作的，与他同行考察的是一队著名作家，其中包括魏巍，后者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赞美了志愿军战士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这篇散文可能是最为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学作品。此行是让作家们近距离观察并亲身体验战场生活，为的是创作出鼓舞人心的作品，然而巴金的小说只着重于家庭关系。小说讲述了志愿军某团政委王文清向一位女战士隐瞒其身世的故事。女战士王芳是部队文工团的队员，事实上她是政委王文清的亲生女儿。二十年前，王文清和妻子在上海做革命地下工作。他的妻子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杀害，随后自己也身陷囹圄。他将自己的女儿王芳交给邻居王复标抚养。老工人王复标将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成人。抗美援朝战争中，王复标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战士，将实情告诉女儿王芳，王文清才是她的亲生父亲。父女终得团圆。

小说内容简练，以家人团聚为重心，因此故事缺乏战争中戏剧化情节。然而，电影将小说发展成家人分离的故事，继而演绎为自我的迷失与找回，故事被安排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氛围里。故事开篇，政委王文清遇见一名女战士，觉得面熟，后来发现这名女战士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王芳。一九三○年前后，王文清是地下党员，在上海做革命地下工作，他的妻子被国民党拘捕杀害，不久他本人也被捕入狱。此时，夫妻俩的朋友，老工人王复标伸出援手，抚养了他们的女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老工人的儿子王成参军，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与养妹王芳相遇。短暂团圆令人激动，但是很快他们再次分开，王成奉命执行一项关键战斗任务，坚守一处战略高地，任务要求再坚守一天，坚持到中朝部队联合发起总攻。身处这样的战略要地，志愿军战士伤亡殆尽，王成单枪匹马击退敌人一波接一波的袭击，身陷敌军包围的王成请求炮兵部队向他开炮。最后，他纵身跳入蜂拥而来的敌军部队，在爆炸中与敌人同归于尽。胜利之后，王文清告诉王芳，自己认识她的哥哥，钦佩他的英勇。在王文清的鼓励下，她和文工团一起传扬王成的英雄事迹。王芳在前线慰问演出时，为救一名炊事员而负伤，因此被送回国内治疗。不久，养父王复标参加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分别二十年后，王文清再次见到老工人王复标，而此时王芳也伤愈重返前线，王复标告诉她，王文清是她的亲生父亲。

王文清并不是老练的军事指挥官，但是这位政委却引人注目。突出这一形象是在暗示一个理念，即政治工作或意识形态工作是军队的核心。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王直是亲身经历这一真实事件的一名将军，他对影片中政治工作的评论是：“准确反映了战时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方针。”由于这一政治人物形象，《英雄儿女》被广泛作为部队训练战士军纪的声像教材。此处所说的政治工作并非权力争斗，搞小集团，也不是强调领导地位或论资排辈。政治工作是要将政治意识提升为精神力量，并将这种力量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有趣的是，在毛泽东的军事用语中，与其说政治指的是战斗力，不如说是精神力量；与其说政治是战略或战术问题，不如说是道德情操和精神基础。政治工作的目的在于提升道德，淬炼高扬的品格。回顾《上甘岭》一片就会发现，师长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并没有政委在一旁协助工作。相反，在《英雄儿女》中，王文清首先是师政委，然后是军政委，超越军长称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影片的故事就是从王政委赶赴前线开始，但是他到前线是去鼓舞士气，而不是指挥战斗。王政委为志愿军战士做了一次鼓舞人心的讲演，这是战前动员。这次讲演给王成带伤参战提供了借口，伤势未愈的他从医院跑出来，重返部队。战斗过程中，王政委没有一次发布战斗命令，从不运筹帷幄，排兵布阵，而是反复鼓舞将士的士气，好像有精神力量就可以自动获胜。影片里，无论是在战后庆功，还是在文工团的宣传活动中，王政委始终扮演着最高领导的角色。有他坐镇，这部“战争”片的战斗生命彻底变成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王成的英雄事迹，让每名战士都向他学习，成为王成。王文清举止文雅，谈吐温和儒雅，丝毫没有指挥官的严苛。他就像父亲一样和蔼可亲，对战士关怀备至，他的形象与美国电影里常见的发号施令的霸道军官大相径庭。

影片对巴金的小说做出的一个重要改动就是塑造了王成的崇高形象，对王成的赞扬将精神政治升华为艺术。小说里，王成的死讯只有三言两语，而电影将王成重新塑造为形象高大丰满的战士，一个栩栩如生的传奇，在中朝军队中万众传唱。尽管王成的形象是对战士们的真人真事的艺术提炼，但是这一形象主要是以杨根思为原型的，杨根思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战士，他的英雄事迹妇孺皆知。杨根思坚守一处战略高地，被敌军部队包围后，他呼叫炮兵部队，请求他们向他身边开炮。在电影中，王成身陷类似处境：他要阻击敌军，然而敌人成千上万。因此，他站在山顶，一夫当关，击退敌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最后，他被敌军四面包围，这时他用报话机请求指挥部“向我开炮”。这句喊话成为志愿军战士自我牺牲精神的终极体现，也因此成为经典台词。

尽管与《上甘岭》一样，《英雄儿女》的战斗场面也是浴血奋战，殊死搏斗，但是画面效果却不像前者那样真实严谨、弥漫焦土气，那么追求写实，而是变得生机勃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部黑白电影将王成的战斗表现以激烈的歌剧效果和戏剧方式呈现出来。评论家们已经注意到，贯穿影片始终的音乐在影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王成坚守战略重地，顽强阻击敌人进攻的过程中，音乐的效果更为明显。美军和联合国军即将占领战略高地，王成也准备带着炸药纵身跳入敌群，此时，战场上的一切声音——枪声、炸弹声、炮火声、爆炸声，还有战场的冲杀声，都弱下来。⑩气势恢宏的电影音乐加入进来，旁白的声音渐强，吟颂王成的勇敢和英雄气概。王成的战斗过程有合唱伴音，交响乐将战场变成了一幕场景宏大的战争戏，同时又是一出道德教育剧。这一段战斗的最后时刻，王成挺身站立，手举炸药，在小山顶上显得格外高大。这个镜头以低角度往上拍摄，使得王成健硕的上身占据了银幕的大部分，表现出中国盖世英雄的形象：顶天立地，头顶天，脚踩地。背景里万丈霞光，从云层透射下来，形成王成背后的神圣光环。适度距离的特写展现出王成的面部表情，坚毅、决绝，虽然面对死亡，却视其为最终胜利，以身殉道。他高大的形象沐浴着仿效超验光环的神圣光芒，这组镜头创造出强烈的歌剧冲击力，将王成的英勇功绩编排成崇高的音乐诗篇。

评论家们发现这部电影表面看似战争片，却并没有浓墨重彩地刻画战争，倒是在赞颂志愿军战士英勇无畏的文艺活动上着墨不少。尽管王成的战斗篇章过于理想化、浪漫化，传达出的却依然是战争片的激烈搏斗效果。不过，这一战斗篇章仅占全片的五分之一。电影的重心在于悼念和颂扬王成的英雄事迹，以激励战士们学习王成。影片的主体刻画的是王成的妹妹王芳在军队营地歌唱表演，宣传王成的英雄形象。换言之，比起展现惊险刺激的战争场面，这部影片更注重文艺活动。为何一部战争片对战斗场面如此淡漠，却对文艺表演备加关注？我们可以从艺术在精神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寻找答案。

如果王成是传奇英雄，笼罩在超人的、神圣的光环下，那么他的战斗表现只是一个开始，此后有更为精心策划的活动，对他的英雄气概进行纪念和宣传。王成牺牲后，王文清作为军队政治部的政委，立即提议对王成的英雄事迹和英勇精神进行宣传。颂扬英雄精神，是中国军队的悠久传统，影片以艺术为媒介将弘扬英雄精神作为宣传精神政治的重要手段。军队的政治部定期组织宣传队，队员都是多才多艺的文艺兵。王成的事迹被变为一场盛大演出，部队借此机会鼓舞士气，教育战士，为后续战斗做好准备。朝鲜的民族舞蹈增进了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但是首要任务被设定为宣传意识形态。整场文艺演出的高潮就是《英雄赞歌》的歌唱表演。这首歌的歌词与旋律经久不衰，成为人民最喜爱的红色经典。时至今日，这首歌依然广受音乐爱好者们喜爱。

作为宣传活动的领衔文艺队员，王芳被刻画成一名活跃热情的女青年。她多才多艺，擅长表演朝鲜长鼓舞、独唱、说快板书，还会作词，表演中国北方民族艺术大鼓书。她的形象十分重要，为影片带来持久的吸引力。然而，她的文艺活动虽然旨在颂扬她的哥哥，激励战士们向他学习，却首先是一个从意识形态上转变自我的故事。她满含泪水写出了歌词的第一稿，悼念自己的哥哥——用一名战士的话说，太软绵绵，过于多愁善感。但是，在政委的指导下，她得以超越兄妹之爱和个人感情。改写后的歌词将她哥哥的英雄事迹提升到更高的政治与艺术高度。她的表演将精神政治改编为戏剧，任务是传扬王成的英雄气概，将王成的精神灌输给每一名士兵。她的歌词为王成的形象注入了气冲霄汉的磅礴。一名战士，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个拯救世界的高大英雄形象浮现出来：“地陷下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手擎。”还有，王成的美德也在于维护世界和平：

烽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青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战士驱虎豹，

舍身忘死保和平。

随着歌声，镜头为观众慢慢展现全景。然后，一组远景镜头展现大地与天空，松柏更是展现出英雄精神的永垂不朽。英雄形象传扬开来，观众们看到中国和朝鲜部队的多兵种形象：坦克连，炮兵连，战斗机群，和步兵战士。宣传大获成功，促使文工团奔赴前线广大地区继续表演宣传。

在艺术和军事这一紧密结合的背后，是毛泽东军事浪漫主义的作战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至革命早期。在延安讲话上，毛泽东指示，对于抗日战争，文学和艺术与军事同等重要，不可或缺。作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1)文学和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艺术的聚合力“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2)。说到抗日战争期间对武器的崇拜问题，毛泽东曾经写道：“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3)

这样的作战思想是毛泽东提倡的奉献精神的原则之一：有道德动力的人，齐心协力，联合起来，可以胜过武器与技术。冷战时期，共产主义者与他们的敌人之间的力量与资源上的差距与革命时期大不相同，却又相似。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决裂，结果苏联撤回了对中国的技术和物资援助，这些技术和物资却都是中国非常需要的；美国的对华禁运政策又封锁住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形势所迫，只有复兴人们的革命信仰，重振人们的主观意志力，将精神政治作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才能弥合日益扩大的物资短缺和技术落后的缺口。精神政治的复兴是一种手段，目的是锻造意志力，树立共同目标，统一利益，巩固团结。文艺政治以引人入胜的文艺表演作为媒介，激发大众的思想感情，旨在动员大众，培养大众全民皆兵，时刻备战。作为大众的意志力楷模，与其说军队是军事组织，不如说它是政治组织：军队思想纪律严明，对于在全面范围内重组中国社会具有道德模范作用。军民一家：军队和人民是鱼水之情。军队是一所学校，是生产单位，是大学，是艺术与表演的发源地。

这一军事文化传统表明，在“文革”前夕，通过军事化进行政治动员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军队中一再强调文艺宣传，在全国展开学军活动，指示大众学习雷锋，学习其他军队英雄，再度强调精神政治，此时又达到空前的高度。冷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面对日益严峻的行政官僚风气，宣扬精神政治变得尤为重要。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强硬派与温和派各有主张。温和派强调用文化、渐进手段实现现代化和现代性，主张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行政手段和理性规划，由技术专家来实现工业化，以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路线为模型。强硬派则主张维护革命精神，继续走文化革命路线，增强革命动力，巩固平等主义精神。在后者看来，社会主义并非仅是对机器的统治，还要基于革命道德观，创造新人和新的人类关系。后来，这一分歧加剧，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苏联思想的“修正主义”导向展开意识形态争论，并且反对美国参与亚洲事务，后一点是中国军事-工业情结的又一例证。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将第三世界大众阶级的意识提升为全新的“统一战线”。作为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劳动者奋力推翻阶级制度，他们在中国革命那里找到了成功的范例。从五十年代至“文革”，中国加倍努力结盟新独立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与此不无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宣扬新英雄的美德是与全球前景和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向产生分歧，中苏关系破裂，结果毛泽东的第三世界体系背离了苏联的世界革命模式。与由上至下的集权主义模式不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将重点置于由下至上的大众反抗运动和独立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在搞修正主义，试图通过和平共存、缓和关系的手段与美帝国主义讲和。六十年代中期，世界第一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中国的敌人，而且走上腐化堕落之路，成为官僚主义盛行、技术专家治国的资本主义政党-国家。苏联专注于发展国力，疏远劳动人民，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美国的一丘之貉。弗兰茨·舒曼(Franz Schumann)将这一情况视为当时的世界普遍现象，他写道，经济和科技发展催生出念念不忘军事-工业体系(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的官僚主义国家。美国的自由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苏联的实际意识形态，创造出一个由垄断团体和技术精英统治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因此，美国和苏联之间不仅有体系上的类同，也有意识形态上的相似”。(14)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官僚化头重脚轻，毛泽东的第三世界体系正是对这种官僚化的有力回应。毛泽东提出：“凡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异化必然导致两种结果，要么就是专制暴政，要么就是民众起义。”(15)因此，继续革命斗争的使命就落在劳动人民和反抗殖民主义的人民肩上，而支持他们革命，中国义不容辞。在美国城市贫民区起义的黑人，持不同政见、反主流文化的西方年轻人和学生，新兴国家的反殖民主义、刚刚获得独立的人民，全世界这样的人民要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遵循的是斯大林的中央集权模式，而毛泽东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依靠的是最广大的民众群体形成的世界阶级。回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题，民众政治强调“统一战线、游击战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推动阶级斗争，发动农村武装斗争的不是精英政党-国家，而是由党领导的军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中国鼓励组织革命运动，支持反修正主义、反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并以第三世界国家为盟友。(16)

在第三世界国际主义里，对国际政治的描述，是以人民战争和人的主观意识这样的措辞来表达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林彪于一九六五年发表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将抗日战争置于当代地缘政治环境下，强调这场战争与第三世界革命的关联。他声称，二十年前取得的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瓦解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改变了亚洲地缘政治版图上的力量平衡。这一胜利是激励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扩张势力，这正是日本人过去的行径，越南人民继续斗争，就像抗日战争一样，是全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7)

国内革命战争的关键在于武装斗争，领导这一武装斗争的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的基础是统一战线政策。武装斗争的成功要求一支绝对服从党领导的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攥紧拳头。林彪重新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力，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内部在政治与道德上的分歧以及官僚政党组织与自发的道德精神净化的背离。林彪强调，毛泽东的建军思想重在将政治推到最前线。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在苏联、美国、中国共产党内出现，脱离了社会和人民。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指出，自从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就开始怀疑共产党内部有修正主义趋势。为发动全党，毛泽东退而依托军队。(18)毛泽东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视作一支灌输革命道德的军队，而且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中流砥柱。军队可以自成一体，在党的腐化官僚体系之外独立存在，而且作为局外人，军队可以使逐渐陷入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党-国家复兴起来。毛泽东对军队道德信心十足，这样的信心来自过去的革命经验和民众运动。过去和现在的斗争成绩卓著，这就是革命道德的证明。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证明。尽管贫穷的中国饱受战争蹂躏，军队装备不良，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实力相差悬殊，但是就是这些武器装备差，还时常忍饥挨饿的志愿军战士，却战胜了美国军队的科技猛“虎”。

于是，革命道德战胜了对现代武器和科技的崇拜。这令我们回想起前面提到过的战争片主题，即人与武器的对抗——道德统治与技术专家治国论者对现代高科技的信心。要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只依靠武器是办不到的，必须要依靠精神力量才行。这种精神不是个人主义的自吹自擂，而是源于有组织的统一力量，这一组织要以道德使命为动力，还要目的明确。被赋予精神力量的政治迅速发展壮大，并且强调道德观念的实践。所以，为了旺盛的斗志，有必要突出政治，强调正确的世界观。林彪写道：“人民军队固然也要重视不断改进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事技术，但是，人民军队打仗不是单纯地凭武器、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凭政治，凭指战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勇敢精神。(19)

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这支军队就能够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把对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打起仗来不怕苦，不怕死，要冲就冲得上，要守就守得住。一个人顶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用，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20)

这就是著名的“精神原子弹”思想，这一思想将思想道德与军事力量等同起来。战争是其他形式的政治，军事力量源自政治力量，只是在精神上被放大增强。英雄人物能激发出无穷的力量。在强调道德使命的驱使下，可怕的战斗霎时变为悲壮的胜利，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也变为最可爱的人。

家庭、阶级、国际主义

描述二十世纪亚洲战争的影视作品，回应着冷战两大阵营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分野。冷战不仅仅关乎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的对垒。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有自己的冷战观。冷战对垒，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通过帝国殖民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为抵制扩张，各民族人民举起反殖民反霸权的大旗，为争取独立自主、掌握自己民族国家命运进行艰苦卓杰斗争。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本来学者就少有留意这方面的文化影视作品，冷战结束后，更少有人去分析朝鲜战争的影视和叙述。政治或历史学者对冷战和朝鲜，一般总是注意地缘政治，东北亚安全，外交政策和核扩散问题。但是，冷战是一场文化战，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斗争，这并不是新闻。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制造者就声称，冷战从始至终是关乎道德正义，宗教信仰的斗争，是一场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而对立一方的话语则把正义邪恶易位。但是道德语言上的僵化生硬，与实际全球地缘政治的激烈较量相匹敌。冷战的确是一场文化信念的激烈交锋文化斗争。一方是以自由为旗号的“自由民主”宗教迷思，以资本主义市场扩张为旨归的世界图景，另一方同样具有世界抱负，坚信为劳动者求解放的社会主义前途。近年来，研究冷战时期文化与政治的学者，被全球化的视角所遮蔽，并不注意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更不重视第三世界去殖民、反霸权的运动。

朝鲜战争首先提出的论题是帝国主义在东亚的霸权。美国是东亚冷战的始作俑者。美国在东亚或称远东的战略是加强巩固在此地的影响和霸主地位。通过经济渗透，投资，建立傀儡政权，这计划要接替老牌英国法国帝国主义，使东亚成为美国的资本市场的安全港，为资本扩张谋求新的乐园和生产基地。自由市场，是冷战自由世界意识形态的题中之意。自由市场是软实力，如何与帝国联姻呢？回答是：自由主义帝国。这个概念来自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家阿里吉(Arrighi关于全球资本扩张的描述)。帝国主义的历史上，资本扩张、市场开拓，是通过国家和资本的神圣同盟联手进行的。在冷战中，这种同盟，被称为军事工业体系(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朝鲜半岛，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是帝国主义国家觊觎、争夺的地域，海外的“自由市场”。美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力图在韩国立足。开始是以制造韩国内部的分裂。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是殖民统治与帝国政策的逻辑结果。

芝加哥大学东亚问题专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根据历史资料，对美国在韩国的地缘政治，进行过类似的分析。卡明斯是美国学界东亚问题上具有批判锋芒的知识分子。美国入侵伊拉克之时，他毅然著《朝鲜：另一个国家》(North Korea：Another Country)。此书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相提并论，影射、并直接抨击伊拉克战争。卡明斯指出，朝鲜战争在美国历史学界及大众话语中是个被封尘遗忘、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其根本原因是此战标志美国帝国主义不可一世的狂妄屡屡挫败，连遭重创。与二○○三年的伊拉克不同，朝鲜战争起因于韩国人的一方与另一方开战，实属内战。引用英国一九五○年在任的英国内政部长理查.斯多克斯的话，卡明斯论证，一九四五年由美国单边决定的北纬三八线的分隔，是“导致韩国发生内战的诱因”。斯多克斯这么说：如果是美国的内战，美国人根本无法容忍在北方和南方势利范围之间划一道想象的界限。假设英国代表美国南方的利益进行武力干涉，那么美国人会如何回应，那是毫无疑问的。打这个比方并不离奇。因为美国内战并不仅仅是两个美国群体的人在争斗，而是在两个对立的经济体制的对立，就如在韩国一样。(21)

卡明斯的论证实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朝鲜“侵略”南韩之前，美国便暴露占领并瓜分统一的韩国的殖民主义行径。而两种经济体系的对立，恰恰是冷战对立的核心内容。冷战中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各方面：扶助拥有特权的统治阶级，资助寡头政权，推行“民主”制度，通过依附经济体系和自由市场进行新的殖民，对土地和农民进行剥夺，等等，卡明斯都一一列述，并指出，“问题是韩国社会，不象美国人想象的那样，具有接纳自由主义体系或民主党的基础。韩国人口中绝大多数人是贫苦的农民。而少数人却拥有巨大的财富，这些地主豪绅成为韩国民主党的真正社会基础。在殖民时代，几乎所有这些财主们都受惠于殖民统治，损国而肥己，而大多数人却苦难深重。历史的证据再清楚不过了：美国的干涉，代表了韩国最小的集团，并不是尼斯特(Nist)所称的‘最大的一个群体’，从此以后巩固了权势集团”。

《英雄儿女》可透视东亚冷战、国际主义、第三世界反霸的主题。国际主义表明，中国的革命是民众反抗殖民主义、反对霸权的运动，可以延伸至世界革命，形成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

面对南北朝鲜内部危机，美国于一九五○年六月出兵干涉，威胁中国的领土和东北工业基地，同时也扰乱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但是，中国的参战决定与其说是出于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场危机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效应提供了契机。陈兼指出，毛泽东等领导人相信，通过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侵略，中国的新领导团体“可以将巨大的压力转化为动力，这将有助于巩固中国人民的革命冲力，同时使得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合法化”。(22)中国革命志士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他们不仅准备巩固国家，增强国力，改造社会经济结构，而且还准备将革命的势头推向整个东亚。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的革命，也是世界的革命。在国内，中国革命反抗统治阶级，抗击帝国主义，是民族独立运动。在国际上，中国革命通过斗争获取国家主权，与其他国家的劳动阶级的斗争步调一致，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如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所言，“是同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有着共同的命运”。(23)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提出革命者既是爱国者，也是国际主义者，因为不同民族的人民可以建立起一个国际阶级，这个阶级的基础是共同利益和共同努力(24)。革命的成功鼓励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的革命经验可以传授给其他民族和人民。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反抗国内统治阶级的经验与反抗殖民主义的亚洲其他民族产生共鸣，不仅如此，在挣脱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霸权的枷锁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其他国家人民提供了先例。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架构内，我们才认识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才能理解此后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在全世界内继续革命，《英雄儿女》对这一理念也有所提及。

《英雄儿女》拍摄于一九六四年，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过去多年，中国正值“文革”前夕。影片讲述的已不仅是抗美援朝战争本身，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世界革命的设想。从五十年代末期到整个“文革”期间，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和独立运动不断增进联合，挑战苏联和美国构成的冷战两极结构。六十年代，反殖民主义、不结盟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的第三世界思想对这些浪潮作出了回应。如此看来，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放入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版图，充当美国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急先锋。《英雄儿女》将抗美援朝战争拍摄成一场中朝人民联合抗击帝国主义的斗争，目的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保家卫国。这部影片亦可视为点缀着国际主义的英雄史诗。

中国革命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关联，在家庭与阶级的关系中得以证实。影片刻画的不仅是家庭关系，也是这些关系在国外的延展。中国革命是一场反抗国内统治阶级，反抗外来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家庭关系首先承载的是阶级意义。亲情与社会阶级情是个很好的观察角度。王文清是地下革命工作者，而王复标和儿子在一家外国资本家开设的汽车厂当工人。帝国主义的侵略给这个工人家庭打下深深的烙印，日本侵略者轰炸上海闸北区，街区被毁，他们被迫搬迁。父子两人都是受剥削的工人，他们与外国老板们发生冲突，最终动起手来。另一方面，王文清是一名革命者，担当领导角色，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工人家庭的支持，他将无法抚养女儿。理论上讲，他和劳动阶级同样都是革命阶级。在巴金的小说《团圆》里，虽然团圆的故事发生在朝鲜，但是这一阶级基础却在国内。电影将这一阶级基础作为重点进行强调。王复标的劳动阶级背景和王文清的革命党员资格都被扩展到更大范围，重新塑造。老工人象征着来自国内的武器补给和道义支持。王文清，作为政委，也可以说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首长，身处战争前线——象征着在国外斗争的革命领袖。

在小说里，家庭关系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而且是国内的，但是电影拍摄凸显出一个强大的国际层面。家庭关系也被延展为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得两国人民亲如一家。在一个朝鲜家庭，父亲带着一个女儿生活，这家人非常宠爱王芳，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王芳跟自己的朝鲜“姐妹”学习朝鲜民族舞蹈，对那位朝鲜老人则以朝鲜语中的“父亲”相称。在最为动情的一场戏里，朝鲜老父亲和女儿淌着带冰的河水，冒着美军飞机的枪林弹雨，将受伤的王芳送到河对岸。影片反复突出饱受战火蹂躏的大地景象，也是为了表明，朝鲜军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合力量将会护卫与中国唇齿相依的朝鲜的河山。中国战士将不惜牺牲生命，保卫朝鲜国土。

家庭关系还被延展为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亲密团结。在这部战争片中，军事行动常被日常生活和后勤场景所替代，包括运输、基础设施维修以及中朝两国之间的人民交往、文艺表演和文化交流。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将家庭关系提升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度。如果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目的只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为了一己安危，那么就没有理由在这场战争片里重彩描绘文化纽带与交流。如果中国的民族感情排在首位，为何两国之间的友谊、互助、文化联系还会如此显著，如此重要呢？如果我们将《上甘岭》和《英雄儿女》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前者是对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与坚韧的赞扬，将他们的英勇行为与纯粹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而这种爱国主义的一个源头是对中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回想一下那首音乐电视般的歌曲片段，一名女战士歌唱祖国，而一群战士们想象着壮阔的祖国山川。另一部影片《铁道卫士》将保卫祖国作为首要关注点，因此影片重点表现有爱国警惕性的主人公们如何挫败美日联合发起的颠覆活动。而在《英雄儿女》一片中，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虽然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民族主义体现的正是国际主义视角。

国际主义构想出一个不同文化间的、不同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基于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全世界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都在其中。国际主义思想体系有别于一般跨国、跨文化关系。历史上，中朝两国关系紧密。作为中华帝国的附属国，朝鲜与中国通商贸易，联系甚多。在孙中山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期间，大批朝鲜人参加中国军队，领受军衔，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士。许多朝鲜人也参加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他们在中国东北立下赫赫战功，战斗表现可敬可畏。在华战斗后，又返回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朝鲜部队约为七万五千至十万人。(25)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朝两军以往的合作经验显然加强了两军高层之间的团队协作，朝鲜指挥官们是中国将帅的同志，亲如手足。历史上的合作可能是国际主义因素的开端，但是合作经验还不足以形成意识形态。

影片聚焦国际主义，表明中朝两国之间在文化与军事上的合作，而这个关系，又通过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视角呈现出新的意义。五十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向苏联一边倒的，但是实干的中国领导人也为工业化寻求与美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结果却徒劳无功。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们开始将苏联视作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成为两大霸权，他们处心积虑，想要以南方和东方的新建立国家为代价，换取对全世界的占领。针对两极结构，革命给出的有力回应是，重申民族独立，经济上自力更生，进行区域不结盟运动。这一回应也具有阶级意义，它敦促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继续革命，反抗霸权。

第三世界的观点勾画出一幅阶级分析的世界地图。第一世界由美国和西欧工业化国家组成，是特权统治阶级。苏联和东欧，作为次一级的世界阶级结构，组成了第二世界。贫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和全世界的贫苦大众、弱势群体。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动起针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反抗斗争。作为中国的自然盟友，第三世界也是中国实施的大规模对外援助的受惠者，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投入巨大，往往与本国的贫穷境况和薄弱的国力很不相称。尽管第三世界国家也对中国作出回馈，在一九七一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投了中国的赞成票，但是国际联盟的理想已经超越了国家利益和权力的分享。将发展中国家紧紧联系起来的根本因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些因素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大众的紧密团结为基础。(26)

第三世界的亲密关系是以不同社会和不同人民之间的纽带为基础的。文化交流着重强调将“人民”这一大众群体作为一个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文艺作品和电影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凝聚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被欺压阶级，同时又树立起万众一心的反抗全体制的趋势。电影《英雄儿女》正符合这一国际团结的框架。说到社会主义者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列文森指出“人民”——他们可能来自第三世界，也可能来自第一世界；“可以既是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由于国际主义(列文森的措辞是革命或共产主义式的世界主义)的基础理念强调由不同国家的人民构成的被压迫阶级，因此，国际主义“可以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而不会削弱民族主义”。这是因为各国人民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目标。在有限的疆域内，一个国家的人民组成了这个国家。在国内，被压迫的人民作为革命阶级，以自己的广义民族身份和对国家主权的所有权，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在国外，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人民，基于共同的目标，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某一阶级宣称是国家主宰，然而实质却为帝国主义效力，鱼肉人民做帝国主义的走狗，那么尽管这个阶级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它不配获得民族主义的称号，因为它并没有代表人民的志愿。

列文森将人民理解为民族团结和国际团结的主体，这是根据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得来的，是仿效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国民人民思想，(27)但这并不表明列文森同情第三世界主义。第三世界主义可以被称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它结合了深远的国际团结关系，这些关系富含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有历史传统赋予的，也有自创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使得对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资产的评价得以从国家和国际两个视角进行，从而将视角转为国内的和国外的、本地的和世界的。民族文化不是作为遗产和独有财产被精心守护起来，而是成为其他国家共同享有的开放性公共资产。

强调对文化遗产的共同享有与对现实主义的一种解读密不可分，这一解读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按照列文森的理解，现实主义也是由阶级阶层来定义的。现实主义关乎“现实生活，主流生活，与故步自封孤芳自赏的精英们无关”。在探讨中西跨文化翻译问题时，列文森指出，中国对西方文化著作的翻译也遵循这样的阶级意识，并且偏爱欧洲国家普通大众反抗他们古老贵族政权的故事。在语言的使用方面，又强化了适合大众的风格。大众化的民族风格也是国际主义的、开放的，并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真实的语言来自日常生活，是从人们生活的世界和人民或大众的风格继承下来的，从字面意思讲，老百姓就是“百家的姓氏”。由于独特的国家风格是每个国家自己创造出的文化成就，因此一种自创的国家风格可以与另一种独特的风格交流融合，这一原理的基础在于，由不同人民创造的文化成就可以互换。一个人能够理解意大利人民或英国人民，虽然或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如中国人创造出中国文化。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文化背景里的强音，两种主义的结合很好地解释了影片《英雄儿女》对家庭关系的突出强调。家庭关系就像是一个隐喻，将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联结起来——在文化交流与非军事合作方面，比喻成一个革命大家庭。例如，王芳是一名跨文化的国际文艺工作者。她擅长表演中国的通俗艺术大鼓书(中国河南省的一种以鼓点伴奏的说唱表演形式)，但是她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中朝两军庆功会上，表演的是优雅的朝鲜传统长鼓舞，她的长鼓舞是跟朝鲜姐妹学的。王芳对这两种流行的民族艺术形式的表演，暗示了普通百姓可以共享文化。随着镜头在她的表演和中朝观众之间的切换，表演者们到底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难以辨别。抗美援朝战争的口号是“保家卫国”，这与“抗美援朝”联系密切。文艺工作者们以宣传式的语言来歌唱勇士，勇士们为朝鲜人民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抛洒热血为保朝鲜江山长青，繁荣昌盛。

总之，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带着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色彩，影片《英雄儿女》将艺术与宣传带回军旅生活，在对英雄主义的普及宣传活动中，将精神政治改编成戏剧传达出来。在“文革”前夕，这种精神上纯净化的军旅生活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楷模。影片不是简单地歌颂勇气和战斗精神，而是将一种英勇的主观意识和一个道德角色以艺术形式展现出来。这个主观意识同时具备民族性和国际性，促进以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文化交流。

(本文经作者本人校正)

①《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二卷，第512页。

②政治理论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主张，欧洲国家的构建是在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推动下实现的。详见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第110页。Francis Fukuyama(弗朗西斯·福山).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

③沙蒙、林彬：《上甘岭》，1965.

④武兆堤：《英雄儿女》，1964.

⑤⑥孟犁野：《新写实主义英雄史诗》，《当代电影》2002年第5期，第52页。

⑦方荧：《铁道卫士》，1960.

⑧Zhang Shuguang(张曙光).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1950-1953.Lawrence Kansas: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95,p.1-11.

⑨巴金：《团圆》，《英雄的故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⑩吴荣彬、文仕江：《从1978年前后战争片看电影声音创作差异》，《电影文学》2011年第6期，第121页。

(11)Mao Zedong.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Vols.Ⅲ.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7,p.70.

(12)《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二卷，第196页。

(13)Mao,Zedong.Selected Words of Mao Tsetung.Vols.Ⅱ.Beij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7,p.143-144.

(14)(15)(16)Schumann，Franz(弗兰茨·舒曼).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2nd Edition,enlarged.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521、521、526-527.

(17)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8)Schwartz,Benjamin(本杰明·史华慈).China and Other Matter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74.

(19)(20)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第26、2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1)North Korea:Another Country,p.193-194.

(22)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87.

(23)Levenson,Joseph R(约瑟夫·R.列文森).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Berkeley and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25.

(24)《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二卷，第196页。

(25)Cummings,Bruce(布鲁斯·卡明斯).North Korea's Place.New York and London:The New Press，2004,p.241.

(26)Zhu Tianbiao(朱天飚)."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China Review 1(Fall 2007),p.1-27.

(27)Levenson,Joseph R(约瑟夫·R.列文森).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Berkeley and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