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小明(杨静怡)前,小四(张震)是典型的乖仔,是父母的希望和兄妹的骄傲(一家人指望他考上名牌大学将来提升全家的社会地位),他有一个喜欢摇滚乐的自称“小猫王(王启赞)”的好友,两人虽会去树林看人幽会,但过的是与周围诸多在“小公园”混的少年人完全两样的生活。 喜欢上小明后,小四便像跌进一个无底深渊,开始被外界的各种力量牵着鼻子走。新识仰慕对象honey(林鸿铭)猝死,一向敬重的父亲的自尊与精神因为某次事件严重受损,加上将一次次“欺骗玩弄”他感情的小明“看透”,血气方刚又有很强道德感的小四终于走上犯罪的道路,期望用自己的刀结束事件的根源。但小四不知的是,他眼中的根源只是这条食物链中微不足道的一环。©豆瓣
1. 小四在片场被手电筒照过之后,视力出现问题。在滑头在国校被堵后,没有看清在教室里一闪而过的是小明,滑头怕哈尼回来报复,于是找到小翠,让她承认那天在国校和滑头在一起的是自己。(因为堵滑头的是217成员,后来217老大山东以此威胁滑头,并答应替滑头撑腰,使217从中山堂演唱会中分得利益。小公园帮内部走向分裂,滑头也成为小公园里最有实力的一方。)
因为小四说滑头那天和女生在一起,且小四不给滑头抄题,所以滑头找起了小四的麻烦。
2.
第二个镜头中母亲、小妹、老二、父亲依次出场,摄影机放置的位置看起来是一个主观视角,下一个镜头中我们发现是一个衣柜,由于衣柜下面被蚊帐挡住,看不出里面有什么,会让我们以为这个镜头是一个客观的视角。当小四从里面出来时,我们才确定之前是小四的主观视角。在之后的镜头中,小四的衣柜中都没有蚊帐,可以确定利用蚊帐进行主客视角的转换是杨德昌导演的有意安排。通过睡在衣柜里的两兄弟和屋内环境我们可以看出小四家大概是个不是特别有钱的中产家庭。杨德昌导演仅仅用了4个镜头就像我们展示了小四家的7个成员和家庭经济状况。
镜头④、⑤可以看出说话总是夹杂着英文单词的小猫王和早上洗澡的大姐受到的美国文化的影响。家里的日式房屋则表现出台湾被日本统治的殖民历史。
3.
汪狗上一个镜头中还在开着玩笑说反攻大陆,下个镜头就在暗地里告诉小四的父亲,回到大陆已是不大可能。当时来到台湾的外省人中,很多人依然相信能够回去,他们在台湾一直不买房子,攥着积攒下来钱希望能够带回大陆。汪狗帮小四父亲升官,并告诉他做事要稍微有弹性,暗示自己以后需要他非正规的手段照顾一下自己。当时台湾长官公署任人为亲、政策实行往往采取强制手段,来台政府官员中也存在大量腐败现象。而且不把台湾人任为要职,这是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产生积怨的原因之一。
4.
小明在和小虎打篮球时摔伤了腿,在医务室时正好遇到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两人因此认识。在小四送小明回教室的时候,遇到教官,两人呆在拐角等着。两对不相干的对话同时进行,小明说出“那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啊”这句话,此时两人的处境正是当时来到台湾的外省人状况的隐喻。
5.
之后小四带小明去了自己常去的片场,小明带小四去了自己之前住的眷村附近的靶场。(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从小明之前住的位置偏僻,可以侧面猜出小明家的经济状况应该不太好。(小明的妈妈因哮喘病发作并被雇主赶走后,我们发现小明家的经济状况何止是不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投奔他们的眷村亲戚。她们的亲戚家穷得更是人禽共处一室。)
6.在靶场,小四打了217的人之后,小明莫名其妙的生了气。小明的捉摸不定是小四喜欢上小明的原因之一。小四跟着小明,看着小明进入小公园附近的雇主家里。
此时下一个镜头中的小公园演唱会的歌声已经淡入。歌曲《why》中的歌词:“I'll never let you go Why? Because I love you”暗示此时小四已经喜欢上了小明。
7.当小马来到他们班,小猫向小四讲小马之前砍过人的事时被老师发现。中文老师觉得英语既单调又麻烦,以“山”(mountain)举例,小猫被叫起来后,以“我”(I)举例。
小猫被叫上讲台后,杨德昌导演并没有急于将镜头转向黑板,而是移动焦点,使我们看到教室后排小虎和旁边被小虎打伤脸的滑头。人的空间观念与权力阶层有关,主导权力越强,所占有的空间范围也就越多。(由于小虎和小明的暧昧,之前滑头来到篮球场以哈尼的名义向小虎警告,不料却被小虎和他打篮球的朋友打了一顿。当217替滑头撑腰后,217便来学校寻找小虎替滑头复仇)从小虎和滑头所占空间的大小我们可以看出此时两人的势力大小。
8.面对中文老师对小猫的刁难,小马通过吹汽水的声音表达不满,小四回头看小马时正好被老师发现。没有说出是小马吹的的小四被罚站了一节课,正因为如此,后来217的人错把在靶场看到的小四当成小虎时,小马出面帮助小四摆平,两人也因此成为朋友。
9.放学时,小马比小四先走,为什么骑着车的小马却出现在后走的推着车走的小四后面?导演安排小马从小明和小四之间走过,来暗示后来三人间的关系,为此导演还特意将镜头摇向小马。
10.
小明喜欢小四的一个原因是他和哈尼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小四崇拜哈尼也有这个原因,他们两人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
11. 大姐参加完舞会回来后站在门口,小四进门后正好挡在老二前面,大姐以为手表是小四拿走的,便叫小四出去。小四出画,镜头中便只剩老二,导演通过人物的调度就已经告诉观众手表是老二拿走的。
12.小明的母亲夜里犯了气喘,送到医院却没钱治病,第二天试镜时真情流露,片场导演以为是真的。后面小四怒骂导演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啊。台湾新电影运动导演喜欢实景拍摄,导演同样借此表达片场中拍不出真东西的观点。杨德昌多次通过《牯岭街》里的片场戏来讥刺片场制度。
13.小明和小四在小公园冰店面对面坐着时,放的歌是《Mr.Blue》。而这首歌更像是形容之后出场的哈尼的。哈尼出现时的姿态更像是一个忧郁先生。
14.导演仅仅通过人物的前后走位和摄影机的推拉就完成了一个4分钟的长镜头。此时滑头虽然有两幺拐撑腰,但他们一伙看到哈尼还是下意识的避开。滑头和哈尼都穿着皮鞋,但哈尼的声音更响、更有力量。
滑头那方走后,通过右边小公园的乐手鼓槌的的敲击来制造一种不安的氛围。在《牯岭街》中几乎所有的声音都有迹可循。
15.哈尼和万华市场的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搭在肩膀上
16. 五六十年代台湾虽然处于“白色恐怖”的高峰期,但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台湾经济快速增长,1962年至197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8%。
17.
中山堂演唱会上,滑头刚准备就坐,此时《三民主义歌》正好响起,而滑头只好重新乖乖站好。中山堂场内场外所有的人都静止站好,唯有哈尼从黑暗处缓缓走来,仿佛所有人都是哈尼的配角。
18.分别在场内场外的二条、哈尼两兄弟没想到不久将会阴阳两隔,而二条唱的《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无意间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死亡与摇滚同时发生在他们身上。
19.值得注意的是,山东被叫出去后,导演单独给了神经一个镜头。上一个镜头是本来是跟着出去的山东,为什么突然切回了神经?导演明明可以一个镜头展示被叫出去的山东和神经的反应,为什么要用两个镜头?还专门给了一个近景?
之前小明回到眷村,在洗衣房两人之间的话和奇怪举动说明彼此非常熟悉,随后神经更是向小明询问哈尼的消息。结合山东被哈尼叫出去时,神经听到或是感觉到了是有关哈尼的事。神经很有可能喜欢或者是喜欢过哈尼,神经和小明可能之前是一对情敌。哈尼死后,也是神经告诉的小明。
20.当神经告诉小明哈尼的死讯,小明第一时间没什么反应,神经还奇怪地从窗口看了一下,小明继续缝鞋。之后,小明悲痛地瘫在床上,满头大汗可以看出哈尼的死对小明的打击。从小明所处的环境(特别是住在家里的鸡)可以看出这还是在眷村的亲戚家。(看到一些过度解读真的无语,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有着如此强大的想象力)
21.小四和哈尼的另一个共同点,而且他们身上都带着一些偏执。
22.
从哈尼死前哈尼的山东要进行和谈。这两个镜头背景里的环境和声音是有些差别,第二张图里的对话更像是交谈之后才会谈到的,杨德昌应该是省略掉了谈话的过程。我觉得哈尼当着小弟的面扇山东和哈尼决斗杀死前217老大红毛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山东之前之所以要和小公园和解,就是因为山东希望从演唱会中分一杯羹,而这次中山堂演唱会的爆满更是让山东看到了之后可能会获得的巨大利益。从之前的哈尼对老二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哈尼是一个对金钱嗤之以鼻的人。哈尼和之前两幺拐的老大红毛通过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新一代的两幺拐老大山东通过谈话得出哈尼的存在,会阻碍他的利益。当卡车从哈尼身旁驶过时,山东瞅准时机将哈尼推了过去。
23.小四、小猫被小虎他们打后,小猫拿着那把怀剑将它捅向了女模型。导演暗示这把剑之后将会捅到一个女人身上。
24.再次暗示
25.小猫、小明和小马他们的父亲都不在场,而小四父亲的形象也渐渐崩塌。没有父亲、不停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台湾历史的写照。
26.电影院里的西部片、小公园唱的摇滚乐、还有各种美国明星的海报照片都展示出美国文化对台湾的强势入侵。
27.一个前推的主视角镜头,说话的人好像走到了小四父亲的身后,等父亲回头看时,却没有看到人,此时在白色恐怖之下的父亲就已经出现了幻觉。
28.父亲回到家中,母亲觉得父亲失去自己原本的工作跟上次被整和汪狗有关,父亲的愤怒时家乡话脱口而出,父亲可能不是不相信,更多的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朋友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导演通过蚊帐制造出一种隔阂感,床的抖动也会带动蚊帐的抖动。构图上看不到父亲手上是否拿着东西,当父亲生气时,通过挥动手中扇子和被扇子吹动的、蚊帐来加大视觉上的震动效果。
随后母亲出门哭了两次,原因却不相同,第一次哭是因为受了委屈,第二次因为家庭现在的状况。
29.:哈尼没能再回到台南,小四也没能在日间部开学的时候走进学校的大门。
30.因为死里逃生和他父亲的丢官,当初桀骜不驯的滑头现在别人拖地时都规规矩矩地把脚抬起来。滑头的极大变化,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这也是他非常坚持地想要改变小明的原因之一。
滑头让小四别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但对小四来说,一件事不会轻易过去,于是他狠狠扇了滑头一巴掌,而现在被扇滑头也只是说算了算了。
31. 对小四来说一件事不会轻易过去,但对小明来说一件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当小虎因失恋而萎靡不振时,小四觉得小明应该去看看小虎,小明却误以为小四是怕被报复。当小四在牯岭街再次遇到小明时,小明的表现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32.小四拿手表当了钱去和小翠约会,被骂了一顿回来后回家发现替自己忍受毒打的二哥。在家里不爱说话的二姐最了解小四,也是得知小四杀人后哭得最伤心的,于是就安慰了好久小四。第二天早上小四就去小马家了。为啥是早上呢?好家伙,二姐晚上和小四聊了半天也没啥效果,小四觉得现在这个原因就是小马造成的,于是憋了一晚上气,一大早就来找小马了。
33.为什么小马没有去取单车?
从小马的姿态和背景中的狗叫声,可以看出小马更多的是虚张声势,另一方面是因为小四是小马唯一的朋友。
34. 小四的近视是对一个看不清世界的少年的隐喻,而手电筒象征在黑暗中努力探索世界的光。
35.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又一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小明再一次叫住了小四儿,只是这一次小马的单车孤零零地停在学校门口,而小四腰上别着手电筒也换了模样。
另一篇:《解剖牯岭街》//movie.douban.com/review/14266743/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如果青春是个梦境,那么我希望自己一梦不醒。 当牯岭街昏暗街灯下的一角,小四猛地将刀刺向小明的腹部时,他的青春在那一刻戛然而止了。 少女静静地滑落,倒在血泊中,少年却想努力扶起她,唤醒她,一如唤醒曾经稚嫩而倔强的相信,相信这个世界是朝着生命初始便认定了的那个方向。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选择,与这个世界彻底决裂。 于是他的青春依然停在那里,是那些个躲在睡觉的狭小隔间拿着手电写下彷徨不安心情的夜晚,是贴在墙上的日本女人的相片,是靶场草垛旁与初相识甜美女孩并肩而坐的午后,是电影片场上方阁楼里窥视成人污浊世界的片刻,是听落魄的少年头子讲述英雄梦想的澎湃夜晚,是当着所有成人的面操起棒球棒击碎教导处吊灯的决绝,是推着车听尚有骨气争辩的父亲讲述人生格言的路途——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的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哈尼在被山东从背后推倒在车轮下的前一刻,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用自己认为最意气风发的方式,寻求对一切问题最符合道义的解决。那本最厚的武侠小说《战争与和平》,是他最后的信仰。 所以小四父亲在被秘密警察和冰冷讯问室摧毁最后一寸尊严以前,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那从广东到上海再到台湾都未曾改变的信条,无非是努力可以成就未来,无需为未犯过的错道歉,是最简单的道理,是一颗赤子之心。 所以小猫王在从监狱接待室转身离去时,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他真的接到了遥远国度巨星的回信,他从一首首被翻译的支离破碎的美国歌曲里窥见了生命未知的精彩,下个拐角,依然是《A Brighter Summer Day》。在他的相信里,那张碟片从不曾被公务人员丢入垃圾桶,就像牯岭街少年在暗夜里不曾停止奔跑的脚步一样,永远被定格在不朽的时光里。 所有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死去了,要么被改造了,要么仍在假想里微笑着,要么像小四一样愤怒地反抗了。 杨德昌以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驾驭力,以有如上帝视角的沉静、深邃、冷酷也温暖的回眸,将1960年代台湾少年压抑挣扎的成长画卷完整地呈现在后人眼前。被重现的是真实不造作到可怕的血气,让观者不断苦笑摇头深呼吸的少年心思,是暴力苦味,甜蜜陷阱,是从成长这场大戏仓皇逃离劫后余生的我和你。 被重现的还有大时代的烙印,那烙印从昨天到今天,世世代代,一点点肢解着身处其中的人对世界的想象,决定着人们通向明天的路途。被时代抛于海上孤岛的乡音,一遍遍回荡在牯岭街小贩叫卖的夜。族群割裂的真相,举起的刀子划破一切政治宣讲的温情谎言,毫不留情地划破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肚囊。少女在命运的抛甩中成长为完美的机会主义者,用纯洁的微笑打动少年起伏的胸膛,然后和白色恐怖铸就的破碎家庭的追赶打骂一道,将少年最终通往被神救赎的道路彻底封死。 那年,她说——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可是,世界却真的变了。坦克不再轰隆隆,孩子们不再穿着童军服。再恐怖的,都有尽头。 到了终于可以开口讲话的时候,他们有侯孝贤,有杨德昌,真好。二十五年前,他们就已经赢了,侯德健知道。 所有关于青春二字的鲜活也残酷的真实,都在这四小时里。所有关于国家、社会、家庭与命运无奈无力的真相,都在这四小时里。 若你在他刺出刀的一刹那真的惊呼,还有忽然被掩住的口。就让我们在这一刻,认真与它告别。那未曾被周遭重视被自己承认就无疾而终的一切盛大的骄傲的飞扬的残忍的冲动的私密的时刻,它死去已久,叫做青春。 因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勇气在最悲凉的时候,在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命运里,和他一样,反抗这个操蛋的世界。无论是对着具体的人,还是对着无耻的机器。 愤怒是少年的誓言,是杨德昌的勋章,是遥远土地的悲壮史诗,是只属于台湾人的精神墓碑。 而在这早已醒来的无梦世界,循环往复的是蹉跎,是谎言,是口里说着算了吧的无望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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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的整个导演生涯,如果不算未完成的动画片《追风》的话,剩余的七又四分之一长片电影,无一例外的聚焦在台北市。前三部长片也就是“台北三部曲”北京是80年代的台湾,后三部则是“新台北三部曲”背景是90年代。
唯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精准的定位在1959年,而且这部电影是杨德昌彻底脱离了之前的中影公司,由自己创立的杨德昌电影公司,独立制作的第一部电影。
从杨德昌的生前好友也是工作伙伴小野的访谈里,可以知道《牯岭街》是杨德昌一直跃跃欲试想要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可以说承载了杨德昌导演非常大的野心。
虽然从豆瓣的信息来看《一一》不论从评价人数还是分数都高过《牯岭街》。
但是我们认为在杨德昌导演的作品里《牯岭街》才是最巅峰的那一部,如果说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是台湾社会的“手术刀”,那么《牯岭街》一定是其中最冷酷最锋利的那一把。
而且从杨德昌导演的七部长片整理比较的话,前三部《海滩上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视听手法和电影结构相对复杂,很多技法在华语电影里非常的先锋,使用的也相当纯熟。
而后三部《独立时代》、《麻将》、《一一》文本上或者更直接一点的说,在台词安排上非常密集,对电影主题的讨论更深入。就是中间的这一部《牯岭街》是在电影文本和视听语言手法上,可以说是结合的最平衡最完美的。
说回《牯岭街》本身,有很多观众质疑说《牯岭街》一个少年因情仇杀的故事,为什么说它有史诗感呢?还有的豆瓣评论看不上电影里的一些角色,尤其认为导演通过电影表达的三观不正。
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华语电影第一梯队的经典作品,更应该从导演的角度来体会《牯岭街》,跳脱出青年男女恋爱情杀的思维,来欣赏它的史诗感和电影展现的美学魅力。
电影讲的并不是杀人事件这一个点,或者杀人事件中的一对男女主角的两条线,而是围绕主人公的家庭、学校、朋友甚至上升到社会和时代,展开了一个社会剖面上的人物关系网,讲述了这样多个层面的作用下,是如何促成小四个体悲剧的整个过程。
剧情梳理
电影除了庞杂的故事线之外,出场有名有姓有台词的演员也特别多。首先咱们就围绕男主角小四,梳理下电影中众多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小四的同班同学小猫王、飞机、滑头、篮球队的小虎和中途转学来的马司令的儿子小马。
又因为小猫王的关系,引出了经常在小公园冰室活动的小公园帮派,而小公园帮派又分两派,一派是帮派的老大Honey和他的弟弟二条和小公园乐队,另一派则以滑头为首想要争夺老大位置。
跟小公园帮对立的是经营台球厅的217帮,以山东为首的眷村子弟,经营者一家台球厅。另外还有Honey在台南通过土狗认识的,以师爷和马车为首的万华市场本省人帮派。
小四的家人包括公务员父亲、当老师的母亲、学业很好的大姐、北一女(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学)信教的二姐、建中的老二(二哥)和小妹,还有小四父母学生时代的好友汪狗。
小四的邻居有杂货店的老板胖叔和他太太还有女儿,另外还有卖包子馒头的赵班长。
而女主角小明的家里父亲去世,母亲患有哮喘、住在眷村的退伍老兵舅舅,还有小明母亲最开始工作的方太太,另外就是校医院的小医生。
有很多观众看过《牯岭街》之后代入感很强,特别讨厌小明这个角色,用今天的说法她就是个绿茶婊嘛。产生这种观感,明显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视角更聚焦在了小四的爱情线上,也就是青春片的这一面。
但是如果单单对角色这样理解就太片面了,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对主角小四的故事进行梳理的话,还确实特别有意思。
那我们先看下小明在电影中的男朋友或者暧昧的对象都有谁,影片开始之前就有小公园帮的老大Honey还有217帮的前老大红毛,Honey也是因为小明和红毛决斗,杀了人逃到了台南,在电影的中段才回来。
接着就是影片开头和小明在217地盘约会的滑头,还有和她打篮球的小虎,后来还有校医院的小医生,最后就是小四的好友小马,如果再算上一个开玩笑说要追求她的光头的话,小四的情敌一共7个人,那也难怪说有人说她是绿茶婊了。
小四的遭遇首先和小四发生冲突的是滑头,因为不给抄试卷被打,同样因为抄袭的问题被学校记过。
后来小四和小明在靶场的时候,又和217帮的光头一伙起冲突,进而导致在后来217帮替滑头堵小虎的时候,被光头揪出来报复。
后来在篮球场因为小猫王听不惯小虎贬低Honey起了冲突,放学以后被篮球队的堵。
影片的后半段,又因为在医务室被小医生教育早恋问题,对小医生和护士骂脏话被再次记过,最终因为累计记过被退学。
退学之后因为滑头透露的消息,得知小明跟小马好上了,找小马谈话彻底决裂后,拿刀去堵小马不成最后捅死了小明。
这样一梳理就可以发现了,小四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倒霉事,所有的麻烦,都是他的“情敌”带来的。
而众多情敌之中唯一的例外就是Honey,他不但是小明口中跟小四特别像的人,而且在电影中段回到小公园的时候,虽然目睹了小四和小明关系的亲密,但是却没找小四的麻烦,反而帮他解围。
而且在准备大闹演出的策划会之后,还留下小四和他谈心。讲出了Honey自己对他们混江湖人的理解,还介绍了万华市场帮的马车给小四认识。
而后来Honey的单刀赴会和神秘死亡,再加上为Honey报仇时候小四目睹的血腥场面,都对小四性格逐渐走向极端,产生了重要作用。
所以小四把Honey当成灯塔,在和二姐深夜谈心的时候想到Honey,甚至在最后说出我就是Honey的话,也不难理解了。
小明这个角色甚至在我看来,某种角度来讲根本就不重要。
小明和小四之间的互动,在接近4小时的电影里可以说不算多,而小明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从头到尾并没有变过。就像小明自己说,她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变的。
小四对小明态度的变化,都是因为他逐渐看清了小明,同时也逐渐看清了小明代表的世界。
整个影片看下来,你会发现虽然电影里角色众多,但是真正有角色转变也就是所谓人物弧线的,除了小四就是他的父亲。
如果说小明和随小明而来的各种三角关系,表现的是学校和帮派对小明的影响,让小四逐渐认清了世界。那么父子之间的故事,则是将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借由父亲,在家庭这个层面上传递给了小四,和Honey同样重要的决定了小四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这就要说到小四两次被记过,父亲两次和训导主任谈话,以及两次回家路上父子的谈话。
第一次小四父亲和主任激烈争吵,关键词“这不公平”“要讨个公道”。父子之间的谈话里,父亲也一直教育小四,做人要真诚不能为自己没犯过的错误道歉。小四回说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父亲则说读书就是要坚持做人的道理,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
事后小四母亲抱怨的时候,父亲还坚持说做人要光明正大,他一辈子坚持原则依然风平浪静。
但是以上的这些表现的,都是小四父亲经历审查之前的精神状态。
说到审查的段落就不得不提汪狗这个角色了。他的名字在影片第一幕,小四父亲去教育部请求复核小四语文成绩的时候,教育部的人就提到过。
之后在汪狗安排的聚餐之后,还跟小四父亲说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升迁,而且还明示小四父亲将来升官互相行方便。
后来小四父亲的官升了,但是汪狗随之而来的更换课桌椅项目的审批请求,却被小四的父亲拒绝了。最后小四父亲和汪狗在家里的会面,也就不欢而散了。
而小四父亲被带走审查的段落,和小四目睹217被屠杀是同一晚。父子同时迎来精神层面的重要拐点,这样的安排也在体现父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经历过审查风波之后,还有一场半夜起床抓贼的戏,可见对父亲造成的阴影。
而且我们认为父亲在这个时间点被带去审查,包括后来岗位调离,肯定是因为汪狗和背后牵扯的利益造成的。虽然小四父亲嘴上不承认,还和母亲争吵,但是你看后来在屋外父亲的台词说现在只有靠自己了,汪狗这个朋友再也靠不住了。
到了第二次小四被记过,父亲跟主任谈话的时候,要是和上一次谈话对比会非常有意思。第一次的镜头中,主任和小四父亲各占据了画面的一半,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父亲也是据理力争。
这一次却变成了正反打镜头,结合父亲几乎低头认罪一样的姿态,完全是在呼应父亲受审问的段落。体现了小四父亲在原有的处事原则崩塌以后,面对体制的无力感。
回家的路上父亲也是一言不发,反倒是小四在重复父亲对他的教育,而这段对话也从理想回归到现实,以父亲决定戒烟省钱给小四配眼镜结尾,父亲再也没有信心和动力向小四传授处事的哲学了。
当老二被误认为偷了母亲的手表,父亲对他打骂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打骂那个向现实妥协,向体制的不公正低头的自己。
然而父亲的遭遇反而让小四对现实更悲观了,想法也更极端了。
毕竟小四不像父亲有家庭的责任,他更像的是Honey,他是影片开头小猫王说的那个“会玩真的”的人,也注定像Honey单刀赴会时候说的那样,“要玩真的,就玩到底”的人。
他在行凶的时候反复重复着的,也是和父亲打骂时候一样的台词。
极其缜密的剧情安排
剧情梳理到这里还得插一嘴杨德昌理工科的背景,杨德昌留美读硕士毕业以后还从事过7年软件设计的工作。这也似乎也可以解释他在剧本创作上特别注重故事的逻辑性,杨德昌所有长片电影都是多线叙事,每个故事中的人物关系都是相对复杂的,并且每部电影看下来都不会有杂乱感。
举例来说整个故事的第一幕,就是小明因为语文成绩不及格,门门90几分唯独语文不及格,被分到了建中夜间部,父亲请求教育部分帮忙重新查阅考卷。这里除了构建了小四现在的同学朋友圈以外。
还通过后来小四父母的聊天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小四换到夜间部读书,视力不如以前了,这点就是整个电影剧情的第一推动力。
小四因为视力不好,顺手拿了电影厂的手电筒,因为手电筒所以跟着小猫一去帮滑头解围,也是在滑头被围的学校里开关灯测试自己的视力,偶然间错看到了跟滑头约会的女生。
小四父母因为经济不充裕,让小四去学校打针补充营养治疗假性近视,所以才在医务室跟小明相识。
电影中这种反复利用小细节,勾连上人物关系导致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主角小四之外的各个角色几乎都有类似的细节铺垫,非常缜密同时又很隐蔽,让剧情的推进非常合理非常生活化。
拿小妹这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色来说,剧情上非常容易注意到的就是电影高潮的部分,她向老妈告密老二偷了的手表。为了铺垫这次告密,不但安排了一个母亲答应她买泡泡糖但是忘记了,小妹心情不好。
之前还安排了一个小妹向父亲告密,小四和小猫王搞坏收音机的情节,算是为了这场高潮戏做了一个铺垫。
而且本地帮派屠杀217帮之前,有一段收音机播报台风天气的戏,为了让观众把注意力放在收音机上,安排了小妹抽走漫画书的桥段。
而小妹抽走漫画呢,在之前老二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安排了小妹抢走他的漫画书的段落。
而小妹衣服扣子总是掉,一方面应该是体现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换不成新衣服。
另外在小四父亲结束审查,因为没有钥匙在杂货店跟母亲相遇的这场戏,正是因为小妹的扣子掉了,母亲准备买别针才发生的。
再比如二哥这个角色,因为台球打的好跟叶子去217帮的台球厅赌球。这个情节的发生就有两处小铺垫,第一次小四因为拿飞机的球棒被没收,结果老二就用赌球的钱给了小四。一家和汪狗的聚会上,老二捡起了白球远台中黑球,也在铺垫老二球技很好。
再看滑头出卖小公园帮的段落,除了他本身人品差之外,他缺钱也有两次铺垫。一次是去飞机的修车店要钱,一次是退学以后在中山堂想要偷抽屉里的钱。
217帮被屠杀那场戏室内停电的桥段,在之前也是有过多次的铺垫。
不论多小的剧情设计,又都再次设计了一个更小的铺垫,缜密到不管多巧合的多偶然的剧情,都安排的非常自然让你感觉不出刻意。
这样剧情安排的工整程度,如果你再二刷的时候,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推理的快感!
时代背景
而跟角色同样重要的还有电影里展现的当时的环境,大量的环境信息都隐藏在情节里,微妙的反应当时台湾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局势。
首先就是台湾仍然留存这日本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美国对台湾的强势的影响。
小四一家住的就是日式的建筑,在晚饭的时候还能听到水果摊放的日本歌曲。而美国的流行音乐,更是在收到当时年轻人欢迎。
屠杀217帮的时候本地帮派用的也都是日本武士刀,小猫王在阁楼发现的短刀最后也成了小四杀人的凶器。
这里插一句说,那张和短刀一起的日本女人的照片。小四对照片的迷恋,是因为他深信小猫王说的,日本女人殉情的故事。
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在小四心中不断暗示。最后小明也和这个日本女人的命运逐渐重合,体现了一种宿命感。
这些都是电影展现的物质、文化环境,另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政治环境。电影里的那个时期现在总结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军事独裁时期,在当时的官方说法叫动员戡乱时期。
动员就是全岛动员企图反攻大陆,在影片里反映出的就是经常出现的坦克车和部队还有军事训练。而且还可以发现,剧中的角色对这种状况都表现的习以为常。
所谓戡乱本质就是迫害政治异见人士,小四父亲的审查风波就是在表现这一部分。
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表现片头字幕说的那句话,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而电影中的出现的各地口音和地理符号,也构成一种乡愁的环境氛围。但同时这种表达又非常含蓄,每个外省人都怀有乡愁但没有人直说。
或者像学校教官一样,聊到什么都能联想到大陆的城市,或者像小四父亲一样一着急就飙出方言。最直白的也许就是夏老师的夫人看到手表以后的忆当年,但是没等她开口导演就把镜头马上切走了。
这种乡愁又不能返乡的情况下,也催生了一种逃离心态,像大姐一样去美国留学似乎成了最好的出路。
而电影最后小猫王收到猫王的回信里说,台湾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就像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唱出的感觉。这个就是杨德昌导演,对那个年代的台湾最简要的概括了吧。
道具与符号
首先就是只要看过电影都不会忘记小四的手电筒,后来在金马奖致敬杨德昌的海报上,也用到了电影中的这一幕。
它首先是一个连接剧情的重要道具,小四从片场偷出来以后,才有小猫王借手电去帮滑头解围,才让小四牵扯进来。另一方面整个影片非常强调纪实感和真实性感的,用的几乎都是有源光自然光,所以手电又成了电影中的重要的光源。
最后又借由手电的照明让小四看到了一具具现场的尸体。而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手电又成了一个符号和象征,表现小四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和观察。
小四在发现世界的黑暗和不公平之后,在片场写下遗书的同时也放下了手电,仿佛也在表达他对世界的观察已经得出了结论。
道具、光源、符号象征三位一体,简直太精妙了!
在剧情里收音机播放过一点新闻评论,点评里唱衰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正在跟尼克松竞选的肯尼迪,后来也成了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而台湾对美国政治的关心,也符合当时冷战背景的大环境。
并且这台收音机是从上海带过来了,所以它还代表了小四父亲身上的,那种旧的精神和处事原则。
而父亲的老旧收音机,正是因为年轻人想听美国唱片修机器的时候拆坏掉的,如果理解成一种政治隐喻,也是很有趣很巧妙的。
山东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桌上摆满了各种零食,在山东让叶子帮他和滑头牵线会面那场戏更明显。
这样的场景设计,和《无间道》里曾志伟吃盒饭的经典场景类似,都是在用食物这个符号来表现人物内心的贪婪。
小马的父亲马司令虽然从没有出现,但是军官阶级在军政府独裁下的阶级优越性,通过小马和他母亲全都体现出来了。
不但物质生活丰富,在江湖上也是人人都让三分。
最后小马因为武士刀被调查的时候,小马母亲吆五喝六的状态,也和小四家人无能为力的沉默产生了强烈对比。
而小马和小四在后院放枪的段落,更出现了最经典枪的符号。这与《罗马》里面一群人在向树林开枪的场面如出一辙,都毫无疑问的在彰显人物和所属阶级,在当下社会环境“食物链”顶端的地位。
另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角色,也就是作为宗教符号出现的二姐。
好多观众替小四惋惜,以为如果他可以听二姐开导,后面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这一段包含宗教元素的剧情,恰恰是在强调小四走向悲剧的必然,以及宗教在整个悲剧事件中的失效。
二姐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几乎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不但每天先于其他家人早早出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看经。
但同时她又是对小四最关心的,小四也能感受到,最后的遗书也是写给二姐的,小四被抓之后二姐也是反应最激烈的。
但是在导演的眼中二姐就像宗教一样,始终无法融入中华文化以家庭宗族为根基的体系当中。
同样在《一一》中NJ的老婆在老人卧床以后,决定去山上的寺庙修行,影片大部分时间里也同样是缺席状态。而她修行回来之后,发现其实跟山下的生活并无二致。
导演在《一一》中对佛教的态度,一如《牯岭街》里对基督教的态度,它们对于改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来讲统统都是无用的。
视听语言
《牯岭街》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作品,视听语言上包含了长镜头、远景镜头、自然打光,那一批作品里共同的特点。
小公园的那场戏,用Honey的走位把滑头威胁小四,Honey和小四单独对谈,Honey和滑头的对峙,还有最后Honey训斥二条,这多重人物关系发生的对话,都用一个长镜头串联起来了非常紧凑。
另外像小马帮小四解围的那场戏,先是一伙人在路灯下围住小四,小马上前交涉后镜头右摇,217的人穿过树丛走到了大路上。
随后跟着镜头的移动小猫王和飞机上前几个人交谈,仍然可以看到远处217的人,环境交代的清楚画面也有纵深感。
除了精彩长镜头的调度之外,区别与其他同期导演,杨德昌在画面上秉持这个人的美学特色。那就是画中框的构图风格,而这种美学风格也是贯穿他所有电影的。
在《牯岭街》里的应用也非常多,例如小四在壁橱里的主观视点镜头,小四在学校的走廊和校医院的场景。
这样的构图除了纯粹的几何美感之外,同时也是在不断强调角色所处环境的重要性。
而电影第一幕中的画中框构图,墙面对教育局工作人员的遮挡,也是在主题上表达了体制和权威的压迫感。
同样的手法在小四父亲结束审讯的时候再度使用,放走他的审查员始终没有在画面中出现。
电影的最后小猫王送录音带的时候,少管所的接待员也始终没有露脸,只有身影在镜头前走过。多次同样手法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电影中导演对这层表意的明确性。
电影中的另一打特点就是音画分离,这也同样是杨德昌导演惯用的手法。《恐怖分子》中就多次利用音画分离,对观众产生间离效果。
而《牯岭街》中导演对音画分离的运用,更加丰富多样。小明在校医院看伤的段落,更多的是在表现校医院空间,小明和小四此时一墙之隔。
小明试戏的段落,是从小明母亲因病住院的段落直接切换过的,让观众产生短暂的错觉,用小明连贯的情绪制造一种间离效果。
而当小明再次去校医院复诊的时候,只有教官和护士搭讪的对话,隐藏了她和小医生对话的具体信息的,已经在暗示两人的暧昧模糊的关系。
随后小明从医院出来和小四交谈的时候,镜头摇到却转到门上,用油漆照映出的隐约的倒影,同样在说明两人之间暧昧模糊的关系。
两个夏天
《牯岭街》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两个电影可以列举的相似场景也有很多,比如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主角旷课、小团体打架,主角对着镜子模仿等等。
这边是“田单复国,毋忘在莒”,那边是“五洲震荡和为贵”,两边引用的对比也非常有趣。但是这种相似的原因,可能更应该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而且电影中又都是政治高压年代,所以有这种趋同的感觉。
其实两个电影在表面的相似之下,两者之间内核的区别反倒更加明显。
同样在表现残酷青春的这个层面,《牯岭街》采用的是所谓的“外聚焦”,多利用长镜头、远景镜头,达到客观呈现的效果。而《阳灿》则更多的是“内聚焦”,多用中景、近景、主观镜头,甚至还有姜文贯穿整部电影的旁白,呈现主观叙述的效果。
时代背景在两部电影中的作用也不同,《牯岭街》是在分析和反思整个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而《阳灿》则是通过个体的视角,多次表现了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牯岭街》的A brighter summer day可以说是一种讽刺,或者乐观一点说是对未来的希望。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真诚的“阳光灿烂”,是导演对青春年华美好的追忆。尤其影片解围当时间回到了现代,姜文直接抹去了画面的色彩,更凸显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两个电影女主角,也就是男主角“女神”形象的区别。
小明的特点单眼皮(内双?)、皮肤白净、说话轻柔,偏向古典美的感觉。米兰却是肤色健康,大眼睛双眼皮身材丰腴,就像姜文的电影一样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
对比看来更像是台湾当时崇尚的,所谓资产阶级审美偏好,和大陆当时主导的工农阶级审美偏好的差别。
另外《牯岭街》里小四准备暗算胖叔,却意外救人一名的段落,跟《出租车司机》男主角结尾的命运颇类似。而救人的事件也没让小四得到救赎,救人事件再一次强调小四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而小公园和217帮斗争的故事线,和《教父》虽然团伙的规模无法相比,但是故事核心也有相似之处。都表现了金钱代表的资本,对旧观念和旧秩序巨大的冲击,西西里的家庭观念之于《教父》,江湖兄弟义气之于《牯岭街》。
一点八卦
《牯岭街》中的Honey,其实是由杨德昌本人配音完成的。而且这也不是杨德昌第一次声音出演,虽然没有注明,但是《麻将》里红鱼的父亲(张国柱饰演)也是他亲自配音。
以此来判断Honey的台词,表达了导演的个人心声也不无道理。但其实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可以人人都是他的发声筒。从杨德昌的电影中几乎看不出来,他对哪个角色有特别的偏爱。
也可能他工科的背景和留学的经历,让杨德昌在审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时候,不但清晰严谨而且捎带距离感,理性冷静甚至冷酷。
和杨德昌合作过的编剧和演员,常提到杨德昌有的时候用英文表达想法,比中文来的容易流畅。这种英文逻辑的思考,中西方杂糅的视角,也是华语导演中不多见的品质。
杨德昌曾经自述过当年在美国,做软件设计的时候研究过的一个项目。
就是想办法用代码让只有英文字母的键盘,敲打并且显示出中文。最后这个项目他没有完成,不过也许后来杨德昌用同样的思维在胶片上做着同样的事吧。
我们下一场电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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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