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夏日2020

崔卫平：与自己谈谈

经济观察报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越想谈论“公共的”，越是有一股力量将我拉回谈论“个人的”；我越是想要确立公共空间的起点，就越想要回到个人空间的起点；我越想努力去追寻公共理性与公共讨论，同时也变得特别需要关注个人所面临的实际处境。


　　在我论及“亮起来”的公共生活同时需要个人生活的隐蔽性作为保证时（见本报2012年4月9日第48版“敞开与遮蔽”），还没有来得及谈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应该也是需要隐蔽的对象——那就是：个人良心。谈论这个对象时，需要小心翼翼，将光线调得暗一些。


　　人的良心与生俱来，就像康德说的“我心中的道德律令”，这也道出了那个深藏不露的位置。良心是从我们自身内部发出的声音，经常就像另一个人在说话，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它很少下命令，不催促、不紧逼，只是运用一种商量的、讨论的口气，因而这个人可以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它提供了我们作为人不大不小的比例，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界限，是我们自身之为自身的尺度。它像影子一样尾随我们，然而却随时不得不让位给别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凌驾于它之上。莫说是一些重大决定，经常在一个眼神之间，一种语气之间，一个轻蔑鄙薄的言辞之间，我们就将自己的影子扭曲，从而将自己扭曲。


　　它是如此内在和独一无二。一个人坚持他自己的良心，有时候就等于陷入彻底的孤独当中，陷入周围人的不理解、嘲笑、讽刺挖苦当中，乃至陷入与世隔绝。


　　然而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我们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我们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感到脚下的地面很稳，走路很踏实。与自己一致而不是与自己相冲突，回到自己身上而不是背叛自己，这会让人感到心满意足。良心是一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某些艰难的时刻，对于某些绝望的人们来说，它是立在悬崖峭壁上的最后一道栏杆，使得人们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问题在于，它往往出现在某些令人难堪的时刻。在一帆风顺时，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而且只有不太需要良心的力量时，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甚至越是取消良心，才能够获得世间光环；因而，它的出现，就意味着不顺心的时刻来到了。


　　莎士比亚那出血腥的篡权剧《查理三世》，以双手沾满鲜血而登上王位的查理王梦到了被他杀死的众幽灵，它们纷纷开口对他说话，这时候他心中那个不熟悉的、柔软的力量苏醒了：“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蓝色的微光。这正是死沉沉的午夜。寒冷的汗珠挂在我皮肉上发抖。怎么，难道我会怕自己吗？”


　　事情的不公平还在于，越是有良心的人，越是受到良心的折磨。良心就是折磨人的那个东西，这更给它添加了私密的特点。我在电影学院看过两遍的那部叫做《狙击手》的荷兰电影，其中关键的情节是，纳粹占领期间，有人将一具被杀死的投敌者尸体，拖到了无辜中学老师的家门口，导致这家三人被杀，仅存小儿子一个。除掉投敌者的子弹是地下抵抗的游击队员射出的，然而是谁把尸体拖到别人家门口的？


　　许多年后得知，尸体原先倒下的那个人家，私藏着一家犹太人数口。如果不将那个倒霉的死人转移，那么则前功尽弃。这是一个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然而，这没有免除该人家多年的内疚，毕竟是他们间接帮助造成了邻居的家破人亡。影片中这家成员再度出现时，刻在脸上的树皮一样的皱纹不仅是岁月造成的，而是多年良心受折磨的结果。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更加为人们所了解。在《十诫》的“第八诫”中，现为大学教授的女主人公和她丈夫当年都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她当牧师的丈夫拒绝为一个犹太小女孩受洗，让她失去了一个被收养而得到保护的机会。他们得到的情报是，这个小女孩的背后存在“线人”，这会令抵抗组织受到威胁。许多年后小女孩长大与女教授重逢，后者并没有开脱自己良心上的压力。


　　从这些故事当中，可以看出，良心除了内在性，它还有一个特点是：滞后性。它往往不在现场，在需要的时候并不出手相助，仿佛它真的从这个世界抽身离去。只是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情况下，事后的某些时刻甚至许多年之后，它才悄然现身，令当事人辗转反侧，表现为悔恨、忏悔这样一些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杀死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铁证，但他本人事后却陷入精神恍惚，为避免永远生活在虚空和黑暗中，自己向警方自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滞后的情况？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是欲望、野心以及良心、责任感的混合体。他也不是一个人抽象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处于各种复杂的纠结也是复杂的责任感当中。对于私藏犹太人的那家人是不是拥有责任？对于地下抵抗组织的责任是不是也很重要？当然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责任，比如为了信仰，为了儿女或父母，为了朋友以及所爱的什么人。


　　有人会问，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文学和电影中发生的，难道良心是虚构的吗？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样说吧，有谁会在现实中，指着人家胸前的那个位置，大声说，你有没有良心呢？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了个别极端的情况。谁大声喊出：“xxx，你为什么不忏悔？”听上去他这个人就像上帝似的。在良心的天平上，人人平等。


　　某些在现实中很难开口的话，通过叙事作品反而能够说出来。这既是艺术家的仁慈，也是他们的严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磨炼我们对于良心的敏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年的苏联或者东欧一些国家，最不安分的是那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感觉敏锐，对于自己的良心敏感，对于不说谎话的要求，比一般人要进一步。


　　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即使是再专制的古老帝国，再暴戾的古代暴君，也不一定要求人人——上至百官、下至庶民——无一例外加入说谎的行列，也不要求人们无缘无故杀人，像在纳粹集中营里所发生的那样。不杀人、不说谎，是人类各个民族得以存在至今的两大天条。那些要求人必须张口谎言或随意杀人的制度及领袖，首先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就不是良心的责任了，而是政治责任、战争责任或者行政责任等。


　　但是那些被碾压的小人物也需要承担自己的行为，不能全部都推卸给所属制度或者他人的命令，凡是通过自己的手做下的，都与这个人有关而不是无关。这就是电影《朗读者》告诉我们的。尽管有命令在，但是那位女看守必须为自己在大火时不为关押的犹太人打开牢房门而负责。有了这许多教训在前，今天的人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应该多了一些经验而不是完全束手无策。


　　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假如不能通过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空间来表达不同意见，一个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就变得重要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需要不停地与自己对话，与自己交流沟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对他人撒谎之前，首先要做到不对自己撒谎，先过自己这一关。先要面对自己，然后才是面对他人。


　　实际上，即使存在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在与他人对话时，总还是免不了同时在与自己说话，首先征得自己的同意。一个好的说话者同时是一个倾听者，除了倾听他人，倾听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自己的耳朵听不下去，为什么一定要将这句话送给别人呢？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里的发言，需要个人与其自己的对话作为保证。公共空间的大声发言，与自己内心里的小声讨论，是相伴相随的。与他人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好生活，是以能够独处、能够守住自己作为某个前提。


　　人不可能是先知，也不可能是道德先知。哈维尔说过“道德上的病人”（注意他说的不是“道德上的罪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被制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按照法律的则按照法律，另外许多人则可以交还给他们自己，让出足够的空间来，让人们与自身对话和交谈，那是在悄然无语的情况下进行的，谁也无权大声责备别人的良心。


　　而那些一再对社会发出挑战和对他人发出挑衅的人，则另当别论。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2年04月13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

http://www.m1905.com/ 电影网有视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影没有火起来，当年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好像只有三个人。

“你是个好人。”
在吃瓜群众大范围地调侃好人卡之前，这部十七年前的片子已经在用它做分手理由了，可谓开时代之先。
镜头下的雷海洋（潘粤明 饰）眉尾被涂得很淡，淡得仿佛只有前半截眉毛，显得整个人平添三分可怜的哀求劲儿；皮肤微黑，脸上带着些肉呼呼的婴儿肥。他咧嘴笑着，眼睛里却含着些悲伤：他的女朋友正在跟他分手，却又要在分手前讲一个蹩脚的笑话。
他不敢指责，不敢挽留，不敢流露悲伤，甚至在听到一个无聊故事时不敢不做出相应的反应。
燕子是这样说的：“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一想到和你的将来呀，我这心里就发毛。”
“发毛？什么意思啊？你是怕我将来甩了你？”
“呵，甩了我？你有那么大胆子吗？”
剧情到了这里，没有任何直接描述类的语言，就已经刻画出了一个胆小懦弱，有些畏畏缩缩的男孩形象。

雷海洋没有明白燕子和他分手的真正理由，他辞了工作，想下海做生意赚一笔，证明给燕子看。他在搭车的时候遇上了一同搭车的一位短发姑娘，故事在这里才正式展开。在他在大卡车后面的货箱里睡觉的时候，两个卡车司机把姑娘拉出去强暴了。
他迷迷糊糊睡醒，发现车停在路边。
这时他听到了隐隐传来的姑娘的尖叫声。
他的第一反应是往尖叫声处跑，尽管内心惊恐，但他要冲出去救人。等到了小树林儿里，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如超人附体，站出去制止邪恶？还是被吓破胆子，落荒而逃？
都没有。
他折回了车里，在驾驶室找了一跟钢管——这与其说是他找的救人武器，毋宁说是他为自己一时胆怯找的借口：好像在告诉自己，我逃跑不是懦夫，而是为了寻找武器。
多少人也曾临阵退却，却告诉自己是在守候时机？
他拿到了武器，最终还是没有拿出冲锋陷阵的勇气。后来姑娘在摔倒的一刻，隔着草丛看到了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的营救者。四目相对，惊愕、恐惧、愧疚，镜头长时间的静默，没有任何声音。先前林间嘈杂的足迹声，细微的喘息声，喑哑的鸟鸣和聒噪的蝉鸣，在这一瞬间完全静止，看客的心却随着他一起砰砰直跳。
姑娘也没发出任何声音，她自己爬起来，走了。尽管她知道，接下来等待她的，多半是残酷的死亡。

雷海洋最终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汽车修理厂工作，然而这件事一直盘亘在他的脑海里。尤其是姑娘倒下时，和他四目相对的那张脸和当时令人窒息的沉默。这时，在那个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尸。
这是她吗？
雷海洋要弄清楚，当时萍水相逢的那个连姓名也不知道的姑娘，究竟还活着没有。复杂的情感使他站了出来，不是像书上的英雄，而是像所有的平凡人那样的，带着恐惧站出来，和罪犯展开了斗争。他的勇气像大姨妈期间女朋友的脾气，时而来了，时而又走了。反反复复，却又顺其自然。路学长导演显然很长于刻画人物的心理。在这部电影里，他采用时而反复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的真实性，却又加入一些关键情节，来展示人物性格改变的必然性。像在修车厂里雷海洋前任的现任来找他还他前任燕子借给他的钱（这句话好绕！），他一改往日温吞态度，把钱扔到了对方脸上，对这个他一开始就不喜欢的人说：
“我抽你丫的！”
这是他在全片中第一次明显地展现出自己的喜恶态度，第一次向敌人——一个五大三粗的胖子——挥舞自己的拳头。
正是在这种细节下，雷海洋最后挡在杀人犯车前的勇气才算水到渠成。他挡在那辆灰扑扑的桑塔纳前，喊道：
“我宁愿被你撞死，也不愿被你吓死！”
影片中对燕子的刻画也是可圈可点。她作为男主的前女友，而且是甩人的那一个，甩完还立马找了个小大款。但整个人丝毫不市侩，反而有一种市井的可爱，带着热腾腾的生活气息。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影片的女主，这个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姓名的姑娘。这个在被强暴后的生死关头，宁愿不呼救以免雷海洋也陷入危险的姑娘。她理解雷海洋心中的恐惧，并不为此就要拖他一起下地狱。这是一部十七年前的片子，就已经聚焦到女性被强暴的问题。今天还有一大群人在谴责被强奸的女孩儿因穿着暴露而诱发犯罪；然而在十七年前，路学长导演就已经成功刻画了这样一个女性：她爱漂亮，爱化妆，但宽容，善良，勇敢，只是不幸被两个禽兽强迫了。

整个故事故事围绕一明一暗两条线展开。明线是强奸杀人案的进展，暗线却是雷海洋在懊恼，悔恨，惊惧等情绪中逐渐克服懦弱，找回勇气的过程。影片明显在暗线着墨更多，即使是明线的进展，也是为了逼迫主角在勇敢和懦弱之间摇摆而后做出选择。有趣的是，两条线相得益彰。主人公的转变成了救人的关键，而他救人这个行为，又表现了他的转变。在他终于站到罪犯疾驰而来的汽车前面，说出“我宁愿被你撞死，也不愿被你吓死”这句话之前，整个电影的氛围都很压抑。好像一张越缩越小的网，网住他这只惊弓之鸟。然而当他终于冲他的恐惧喊出这句话之后，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就好像踟蹰许久的事终于做出了决定。又好像蹦极前的一跃，在那一跃之前，恐惧、犹豫、退缩，而在那一跃之后，天高云阔，突然觉得世间万事，也没什么好怕的。
电影在这之后都是舒缓的，就算是雷海洋和姑娘被闷在逼仄的后备箱里，都是和风细雨，还有粤明哥哥讲故事呢。
“从前，有一条鱼精……”

祝所有人都能冲着自己所恐惧的，喊出雷海洋那句话，然后告诉自己：
“世间万事，怕他个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