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康拜因

    一个五十岁的父亲，抛妻弃子，进城谋生；一个十七岁的儿子，独自成长，命若荒草。在这个夏季，父亲回到家乡，决定带着儿子开着收割机，一起上路。
    父子之间无法化解的仇恨和无法回避的亲情，在收获的路上不断碰撞、迷失、轮回，而最终两人要面对的，仍是现实的无情和命运的飘零......

    世界是荒凉的。
    父亲进城打工，一无所获，甚至妻子患病身亡时都无力回家探望。当父亲背着一身债务、带着一身伤病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长大成人的儿子已对他形同陌路。父亲在收割时曾伤感地说：庄稼人，如果干不了力气活，这辈子也就到头儿了。
    缺少父爱和教育的儿子，内心充满仇恨。他眼看着被病痛折磨的母亲自杀身亡而无动于衷，他对父亲大打出手，甚至几次要置其于死地。当年老体衰的父亲无奈地回到家乡，儿子却踏上了父亲打工谋生的老路，迷失在无情的城市之中。
    还有，进城当三陪的农村女孩，被拐卖来的贵州妇女，丈夫因打工丧命的村妇，都在这荒凉的世界上无望地挣扎着......

    命运是纠结的。
    父亲从城市又回到农村，但严峻的现实告诉他，到处都没有他的栖身之所了，他只能悲凉地、孤独地度过残生。
    儿子也告别了农村，然而他在城市一样是四处碰壁、颠沛流离，等待他的命运，不会比父亲的好到哪里去。
    三陪女的命运是同样的纠结，即使回到家乡，也不允许她好好过日子，她只能重新踏上返城的道路。贵州女的遭遇更加凄惨，被解救后回到家乡，父母根本不管她，也没人再肯娶她，她只能一路做着帮工，再回到被拐卖的地方......

    贵州女曾对这位父亲说：娃儿长大了，说懂事就懂事了，不要发愁。可是，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和世界，他们又怎能不发愁呢......

在兰州混过两年，勇涛回到老家，给父亲买了礼品，两人在夜色下吃面条，桌子上的收音机，父亲两年前买来送给勇涛，曾被他丢在地上，现在播放着流行音乐节目。次日清早，趁父亲睡着，勇涛从柜子里取出钱匣，偷偷抽了一些。合上钱匣时，正碰上父亲翻醒。他坐在床上，知道儿子这两年在外面混得并不好，说：心要硬点，城里缺钱的时候多着，你全都拿去，不要管我。这是公路电影《红色康拜因》最让我动容之处。接着，勇涛站在金黄的麦田，路旁的中巴司机喊一声“快走了”，勇涛赶过去，重新上路，影片到此结束。

“康拜因”是联合收割机的英文汉译，出现在电影里，就是一辆有点破旧、编号为18539的收割机。在城里干了五年，父亲宋海两手空空回到老家，还债务缠身。五年里，妻子生病，不堪忍受病痛，喝药死去。勇涛看在眼里，也没有抢救。离开父亲的五年，是勇涛仇恨日增的五年。所以当宋海回来，儿子处处和自己作对，当夜就举着小刀，要杀死熟睡中的父亲，但是没有。

家乡正是收割麦子的时节，宋海趁势当了麦客，顺带也叫上儿子。整个故事，就是宋海、勇涛和乡亲勇善在渭北，不断地收割麦子，父子之间由对立转为和解。除了父子关系，还有很多当下的问题显现。乡下的人都进了城，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种地得雇人，收割麦子也是如此。在城里用肉体谋生的乡下女孩攒钱回来，想过安稳的日子，还是受到电话骚扰。被拐卖到甘肃的贵州女子，经历复杂。拐卖后，自己也认了，生下两个孩子。被解救出来后，跑回贵州老家，父母不管，男人难找，又想孩子，最后偷偷回甘肃，身上的钱在西安被摸。无钱回去，在路上碰到宋海他们，找点事情做。

姚安濂的宋海，是中国式的父亲，复活了罗中立的《父亲》和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吕玉来的勇涛，是中国式的儿子，还原了农村问题少男。宋海和勇涛的关系，是经典的中国父子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隐忍，隐忍到不用什么言语，只需眼神、动作，甚至自己过去的经历，就能交流。因为缺乏语言交流，所以误解多多，仇恨加重。这种关系，非常对立，难以和解。父亲永远要让儿子服从自己，儿子永远不走寻常路，要超过父亲。生死疲劳，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儿子一天天强壮，体力上已经超过父亲。但是父子之间，始终有一脉血缘，心里还是彼此挂念。勇涛的仇恨，是埋怨宋海五年里都杳无音讯，在家里最困难之时，没有出现，以致母亲死后，把父亲从户口本上销掉，宋海成了活着的死人。而这五年里，宋海艰难挣扎，拿了朋友的三万块抚恤金当作本钱，去城里闯荡，到头来却赔得窝囊。出于自尊，宋海又不想把这一切告诉家里。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电影里才能出现，父亲的责任感和自尊，被电影放大到了极致。

《红色康拜因》获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这个奖来得有点沉重。中国当下的伤疤，在《红色康拜因》里得到部分展示。伤疤之下，是每个由乡下向城市进发的人的疼痛。看过的人都说故事太残酷，而导演蔡尚君在电影中要说的是，“在蜕变中收割人生”。其实比照下来，很多现实比宋海和勇涛更为残酷。因为主题的原因，注定了观众定位细分的尴尬。《红色康拜因》似乎不是放给城里人看的，城里人多数看不懂。但也不是给打工一族看的，因为打工一族和它无缘得见。即使有机会观赏，他们也不能静心看完。它最适合的人群，应该是社会学工作者。而我在这部电影里，把疼痛温习了一遍。但“温故而知新”，现在连疼痛都是新的。

   在大学生电影节观看了这部影片，这也是我在本次电影节中最期待的作品，因为早在去年就知道该片荣获釜山电影节影评人大奖，以及第48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最佳影片。越是期待的电影越是不会去提前看内容简介和宣传报道，因为我期望等待而来的影像和内容都保持全面的新鲜，而这种新鲜能使积蓄已久的期待得到完美释放，随后再由思绪腾起，慢慢散开，自由地舒卷，幻化成无数火花。追求新鲜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片名使我一直保持着一种错误的下意识：红色康拜因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导演说康拜因就是Combine，60年代插队的人都知道康拜因是联合收割机，但是现在的人都不清楚了。岁月能让人忘记很多东西——该记的和不该记的，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把他们忘掉了。什么不容易让人忘记？显然是电视、报纸和网络上天天报道的东西。聪明的同学可以由此得出媒体决定人们的记忆，谁控制了媒体也就控制了人们的记忆——可我没这个意思。
     影片主要讲述一对父子的故事，父亲去城里打工，5年后第一次回来，在他进城期间，老婆病死了，儿子无人看管，对他非常怨恨，他没有为此道歉，但试图解释，儿子让他闭嘴后，他愤然将儿子锁在屋里。第二天，父亲让儿子一起去开收割机，给别人割麦子挣钱。儿子没有答应，但却背着包走在出村的路上。对于一路上儿子的冷战和对抗，他依然如往常般该打便打，该骂便骂，直到儿子开着收割机往自己身上撞来，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好言安抚了几句。眼见儿子对一个割麦子的女雇主有好感时，他出钱让女孩与他儿子相好，因为他以进城多年的经验看出了女孩的职业。但这反而熄灭了儿子对纯洁美好的幻想，引来儿子一把燃烧麦田的大火。积怨总爆发了，两人大打出手，他第一次说出自己当时没钱回来，腰也快折了，儿子强烈回应：最好死在外面。接下来的几天，由于积劳成疾，腰伤复发，去镇上看完病回来后，发现儿子偷偷地关心着他。割麦子的工期结束了，他领着儿子去看望一个女人，这本来是他准备结婚的对象，但眼见双方孩子的冷淡，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打算多花心思在儿子身上，领儿子进城转了转。两年后，留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回来了，当发现儿子偷偷拿他的钱时，他让儿子把刚才不忍心拿完的钱都拿走。心硬点才能在城里生活，这是他给儿子的最后的教训。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我不认同，但也无法反驳，因为那是生活教给他的，已经信为真理。父子俩由散到聚到和，其中的过程磕磕绊绊，结果也没有让人欣喜，父子的裂痕由一段时间的相处缝合好后，却出现另一个人要踏上征程，征战两年的结果是空手而归，一如父亲当年回来的情景，要说区别就是他还年轻，没有度过幻想期。
     影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现代中国农村的缩影。外出打工的青壮年，留下无人看管的老弱妇孺；进城的都是干出卖劳力的活，留守的只能打理庄稼；小孩无心上学，老人也没钱看病。明明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却显得与播种的人无关。这是有着8亿之巨的群体，被重压在金字塔底，默默地向上提供给养，上层也默默地接受，没有致谢，没有赞美，一切就像没有发生或是理所当然。集体遗忘和集体被遗忘，偶有作品关注也被指为暴露国内的落后面貌，满足国外的猎奇心理。不知道这样认为的人生病时，是选择练功，还是选择医疗。对前者的精神疗法不想多说，央视说得足够了。如果选后者，对症下药是最朴素的医理，前提就是要弄清症状。马可•穆勒曾说：不是威尼斯电影节需要《三峡好人》，是中国自己需要《三峡好人》。是中国自己需要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选择性地去记忆美好，营造幻像。我知道对世界的认识人们无法一致，但也希望不太偏执的人能静心倾听一些微弱的声音，那是逆风传来的呼喊，不断重复着几个字：平等与自由。

片子不是很喜欢。总感觉有点抵制心理，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画面颜色太好看了，觉得抢戏。
也许感情有点过了。无法领悟。

    蔡尚君看来是偏爱表达父子情的。之前他编剧的三部电影中就有《洗澡》和《向日葵》两部主要描写父子情，如今第一次做导演他又选择了这个题材。只是前两部的故事发生在城市，而这部先后在韩国和希腊获奖的《红色康拜因》发生在农村，中国当下的农村。就像城乡不同的生活状态一样，这次的父子情，要残酷得多。
    在影片的序幕中，残酷的基调就已经定下：儿子将一只鸽子钉在麦田中插满鸽子尸体的稻草人上，手沾鲜血地意外迎来了进城打工5年、妻子去世都没回来的父亲。接下来，父亲到派出所得知自己户口已被儿子注销，儿子见到父亲恶脸相向，母亲坟前儿子把父亲烧的纸钱踢飞，吵打后儿子夜里试图谋杀父亲。这四个场景将父子的矛盾一步步展现得醒目而紧凑。
    《红色康拜因》号称“公路片”，麦收之旅自然是主体内容。在四处麦田的收割中，父子关系发生了四次节律性变化。儿子手工割麦挡住父亲驾驶的收割机，学会驾驶后要压死父亲；收割机突发故障，父亲手工割麦儿子上来帮忙；父亲买通雏妓企图满足儿子的青春萌动，儿子却以火烧麦田作为回报；父亲腰伤复发到村里看病，儿子着急寻找顾不得吃饭。父子的关系就是这样，随着一路上的经历和交流，每次要和好的时候又残酷地暗淡下去，不是“柳暗花明”，而是“花明柳暗”。返程中，父子俩同时换上了新鞋似乎是和解的象征，父亲却奔向一个陌生女人；父亲决定不娶同儿子并肩来到省城，儿子却决定留下来；两年后儿子回到家中又嘘寒问暖又送营养品，却背着父亲偷拿钱……
    影片的残酷，不仅在于父子间这种无法消除的隔膜，更在于儿子的行为与父子间的力量对比。儿子不但两次企图杀父，而且曾经看见母亲服药自杀却没有去救，这样的少年几乎是令人心惊胆寒的。片中有几处父子动手的场面，但在儿子火烧麦田父子矛盾爆发到顶点的时候，儿子终于把父亲踹倒，取得原始力量上的胜利。对于自然淘汰的现实，崇尚“百事孝为先”的中国人，一直是避讳的（虽然此类政变史实不计其数）。近年中国电影中的父子矛盾，要么走向继承，如《那人那山那狗》《洗澡》；要么走向谅解，如《千里走单骑》；即使没有消除也至少不会有体力上的颠覆，如《向日葵》。而《红色康拜因》中的父子关系，几乎是令人绝望的。
    影片的另一个亮点，在于以父子关系为切口和主线，来表现中国当下农村更广阔的现实，而这现实也是残酷的，这对父子就是这现实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民涌向城市打工，造成农村的“空巢”现象。去年刘君一的电影《留守孩子》就触及了这一问题。《红色康拜因》中，缺失的父爱与教育造成了儿子的仇恨和人性扭曲，劳动力流失也产生了农民雇人种地的独特现象。三个女人的出现则分别带出了另外三个尖锐的农村社会问题：返乡的雏妓本想好好过日子，却没想到“上哪儿都不安省”，结果再次踏上返城之路；半路搭车的中年妇女曾被人贩拐卖，被政府解救回到家乡却嫁不出去，只得偷跑回来找孩子；父亲女友的丈夫也是农民工，最后回来的只是骨灰和3万元抚恤金。而把残酷引向顶点的是宿命般的结尾，父亲看到儿子偷钱后心平气和：“城里缺钱的时候多着呢。”儿子拿了钱跑出来，红色康拜因再次出发，儿子在麦田中嚼一嚼麦粒，义无反顾地奔向省城。这两个场景是很有意味的，儿子是否告别式地咀嚼过往的生活滋味？一代代的农民，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进城打工，在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面前，是否要轮回般地延续他们的残酷命运？
    与残酷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甘乡村的美丽景色。从第五代开始，中国导演从来就不缺乏造型功力，而近几年以乡村外景为特色的影片更是着力突出清新淡雅的风格，《那人那山那狗》《暖》《孔雀》《芳香之旅》等无不如此。《红色康拜因》中，广袤的金黄色麦田成为影片的色彩基调，辅以绿树、蓝天、碧湖，而红是最扎眼的色彩：扎麦子的绳子、雏妓的上衣，都象征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而康拜因，更是像所有公路片中的交通工具，成为主人公精神的外化，那种赤裸裸的躁动与周围的柔和极不和谐。
    除色彩外，影片的运动长镜头也是可圈可点。法国影评人巴赞有个著名观点：“若一个事件的主要内容要求两个或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应被禁用。”影片中，女孩接电话：“你让小红陪你呗，”摄影机移动，父亲坐在麦堆后面正好听到，于是明白女孩身份；夜里儿子在麦田中自慰，摄影机移动，父亲蹲在一旁若有所思；父亲偷给女友打手机，摄影机移动，儿子和手机的主人正好在麦堆后面听到。这部影片整体的戏剧性并不强，但这三个移动长镜头的运用，却适当地增强了情节的紧张度。但影片中不少人物纵深的静止长镜头，却因为景深过浅而失去了应有的表现力。
    影片更大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剧作上，人物前史仅仅由父子的零星对话作交代，儿子最后抖的母亲死因的包袱也缺乏足够的铺垫，因此观众始终难以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演员表演的单薄也加重了这种疏离。影片的隐忍氛围和缓慢节奏，要求人物的语言、表情必须细腻而自然，然而除了姚安濂扮演的父亲和黄璐扮演的雏妓外，其他角色并没有把握好。吕玉来扮演的儿子几乎看不到心理活动，最多的面无表情也是空洞的；石俊辉扮演的收割机主善哥除了傻笑就是傻笑；被拐农妇和父亲女友都是表演味道过浓，尤其对话极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