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

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片子到底好在哪里，没有任何高潮。尽管叙事是我喜欢、熟悉的风格。不过，我坚信杨德昌一定能够在剩下的20分钟之内给我刺激，之前他只要用他的细节，他绵密的一环扣住一环的情节，让我守住屏幕就好了。
果然，在最后20分钟，我终于知道所谓的恐怖分子是谁了，李立中没有得到他不惜出卖最好朋友也要得到的组长职位，妻子声色俱下控诉他不能理解她、永远不明白她、要一个新的开始（离婚），这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实质上不过是过烦了独处一室，搜索枯肠地描摹过去经历的小说家生活，老情人又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情绪上应时出现。在同一天，李立中明白到事业与家庭，他一样也留不住。
所以，最精彩的时刻开始了：这个一直说话细声细气，低眉顺眼的男人，即使在出卖好朋友后面对好朋友仍然保持一脸无辜的男人，来到警察朋友的家里，告诉他升职成功，喝酒庆祝，喝酒的过程中李立中绽开了我见过的最为诡异、冰凉、麻木、凄凉的笑容（因为这个笑容就应该得金马奖吧），朋友熟睡之后，李立中一脸泪水的醒来，带上朋友的枪杀了上司，来到妻子的家，对着情妇连开两枪，他又将枪对向妻子，终于没有射杀妻子，他在街上闲逛，找到了那个打无聊电话骚扰妻子让妻子误以为他出轨的不良少女，少女跟他去开房，闻讯而来的警察正在破门而入。
接着枪又响了，镜头回到喝完酒，警察还在睡觉，惊醒，走到浴室，李立中已经自杀，头部中弹，血液开始一滴滴地流入浴池，水还很清。妻子也被惊醒，开始呕吐。end
有人说这是开放式的结局，杨德昌提供了两个结局。我不觉得。每个结局单独来看都是大俗，杨德昌绝不仅仅只有这个段位。前面的部分，如神枪手般冷静地射中上司，没见过不良少女却奇迹般的狭路相逢，这个不是三流导演的YY作么；在朋友家自杀也是意料之中，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前面的结局是李立中的YY，是他企图拯救他生命的意义、保有生活尊严而设计的最后一次梦幻式的登场。而现实是，这个男人，只能借由酒刚醒的一些混沌和极度空虚，在浴室自杀。这才是现实，合于他一贯的沉稳与城府。
杨德昌不是要讲一个人善被人欺的故事：软弱安分的小医生，本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妻子出轨跟别的男人跑了，自己本应该升到的职却没有升到，人财两空，软弱自杀的故事。
如果是，那不是杨德昌；这是关于恐怖分子的故事，是关于冰冷人心的故事。
之前，不良少女受伤在街上昏倒，车子一辆辆的开过；再之前，一栋大楼发生枪战，人中枪倒地，大楼里有人在刷牙，有人走过……我就想，如此冰冷的世界！这部电影讲都市生活的冰冷和麻木虚伪，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对他人无情，对自己也无情。妻子的那一幕声泪俱下的——你不明白，你不懂，我要开始新生活——看得我透心凉。没有理由指责，每一个都有权力在一段关系中叫停退出，只是方式能够坦白些么？我知道，这正在发生，而且在冠冕堂皇的发生着。我们就是那么对别人，别人也那么对我们。真实从来都掩盖在说不出口的动机之下。
之前，当上司问起妻子怎么离开了李立中的时候（家庭关系和谐与否对于升迁有那么重要么？这可能是许多假和睦的来源），李立中大概已经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他赶到妻子离家上班的地方，第一次对妻子大声、动手，试图用强的让她跟他回家，我从来不认为这是这个男人爱他妻子的表现，出卖自己的朋友为了一个组长的位置，现在不过是为了抓住那根救命稻草，作最后的努力。如果你不能在关系里面找到寄托和意义，那也只能乞求于那个冷冰冰的事业了。
1986年的片子，杨德昌创作的早期，故事很冷，但是他更冷。

　　杨德昌素以冷酷著称，这在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就领教过了，至今还把它看作华人电影的顶峰之作。其凶悍可以用乔纳兄的一句话来说：“四个小时的积蓄，一刀刺出，整个世界，土崩瓦解。”《恐怖分子》不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样的史诗式的巨作，时代背景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有人从中看到台湾的变迁。

　　大多是些琐碎的小事。医生李立中有个作家妻子周郁芳（电影里出现她的书封面：《周郁芳自选集》，那个封面还不错——职业习惯，呵呵）。提到女作家我们便会想到卫慧棉棉木子美，当然这样不是太好，高手还是有的，比如虹影，我就佩服得很。周郁芳显然不具备虹影那样的虚构能力，因此感觉30多年的生活，一下子就写光了——我能理解这种苦闷，所以干脆不写。

　　然后就出了点小事情，问题少女淑安刚刚从一次搜捕行动里逃脱，躲在家里，穷极无聊，乱打骚扰电话。打到李立中家时，周郁芳接的电话，她便顺手扮了一把李立中的情妇。上面说到周作家正郁闷着呢，正好碰到了旧情人，就搬出去了。还从骚扰电话中得到灵感，写了一篇不错的小说，得了奖，成了名。李立中医生本以为已是囊中之物的组长一职也花落另家，老婆又跑了，劝都劝不回来，还说你不懂，最后只好改行当了恐怖分子，枪杀了上司、情敌一干人等。OK，剧情介绍结束（写影评最烦做这件事）。

　　有人从该片看到了台湾的变迁，有人谈软弱，还有人谈电影技术，这里我想说，其实都很无聊，不，对不起，我是说这部电影谈的是无聊。里面有段周郁芳的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就在她搬家之前给李立中说的，因为李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李感到很委屈。

　　她说：“我很讨厌上班的生活，我怕一辈子就那么过。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呆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去想那些诗情画意的句子，因为它可以让我忘掉那些痛苦。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就是责怪我。但是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当初结婚，以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也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写小说，也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决定离开你，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跟你讲这些，你会懂吗？你早就习以为常，日复一日，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我关在小房间里，就是要逃避那些毫无变化的重复。这些你明白吗？你不明白？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这到底是因为为什么？”

　　我一下子想起了叔本华的那段话：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得到满足就会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徘徊。看看，周郁芳就是这么一个样板，我们很容易从她那段话中推出一个问题：怎么知道这次和以前不是一样？而且，周搬家之后的新选择是重新上班，又回到了从前。更加荒诞的是，紧接着她的小说得奖了，她重新开始写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在忙得团团转。她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吗？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李医生，他不选择，他安分守己、委曲求全、老老实实得过日子。我一点都不想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分个高下，虽然也许有很多人藐视李的选择。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他还是没能守住或者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落得一无所有。

　　杨德昌的凶狠由此可见一斑：他展现的是一条绝路。其实要问的是：在一个无聊而又庸俗的社会，怎样生活？电影里有个旁观者的角色：酷爱摄影的小强，只有他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看到周郁芳获奖的报道后，他叫了起来：“好恐怖啊”——这是整部电影里面唯一一次出现“恐怖”二字。

　　好恐怖啊，这就是现实，我早就知道了。就好像韦伯在《学术与政治》的结尾说的那样：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倒，谁能面对这个局面仍然能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政治如此，其他亦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此而已。

　　一个寂静的清晨，李的上司走在上班的路上，靠近车门，枪响了——枪声很突兀，很闷，传得很远。这时候，我正在用一个不趁手的充电器砸核桃，没有一丝颤抖，稳稳地砸了下去。

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可信又不可信的社会中？
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
有什么东西是一辈子相信的？

我常常对自己说，活着是一种萧瑟的体验。
可能是因为秋深了之后，时间所带来的空白不断的引起我内心中的匮乏，无论平时的工作多么忙碌，以强势的攻击力占用了大量的生活与思考的空间，但是这个匮乏感依然存在。
甚至以令人作呕的方式，让我的思维和身体产生了一种惰性。
“已经很累了，为什么还要思考。”
懒惰的分身在跟我讲述可以脱离现场的理由。然后又让我置身于对未来不断的幻想中。
我最近总会幻想成功的感觉。被世界用热切的，备受关注的标签定义的感觉，存在的和在场的兴奋感。这是懒惰思维造成的幻觉投影，填充了我的内心中的空白区域。
 
肉体难道不是一个疯狂运转的机器？而思想在身体自动运转的过程当中能够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带来情感，带来内心中真正的满足？
我想，如果这个转变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那么，这种“造梦工厂”的虚无和错觉，就是让人恐惧的。
就像你在对一具已经冷却的尸体呼喊，让他站起来；
就像你在没有光亮的黑中，去抚摸一张苍老的脸；
就像你在性生活的体验中，不断的人格裂变。
自己给自己制造恐怖，把这种对于未知的虐心的期待当做精神活动的最高境界，这本身就是病态的。

我最近总是在思考什么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几天年假休息掉，然后来一场出走。所以最近入手了一款心仪的相机，也把以前自己学习过的“摄影学”捡了起来，让自己能够发现从我的视角中呈现的世界。
但是当一种积极的入世的生活期许开始占据我的时候，我甚至开始厌倦自己不断产生对于新东西的垂涎欲滴的恶心感。我为什么就在忍受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时候，感受到精神活动复杂的裂变，并且满足于这个变化带来的了解世界的欲望？这根本就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欲望背后，只有空洞和空无。
 
“自我”不存在身体中。
这个思考的结论让我很苦恼。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被自己嫌弃的人。甚至我在讨厌与恶心自己的内在欲望，我讨厌这样的空洞无物的需求，我讨厌通过对于未知和美的探索，掩盖起来的令人作呕的无法自处的感觉。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我的自我嫌弃和杨德昌的对于世界的焦虑构成了怪异的化学作用。在杨德昌的镜头中没有按照故事伦理发展的世界，没有道德的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没有官僚和法制却同样混乱不堪的世界。
我想，这正是“恐怖分子”的“恐怖”所在。
 
电影中的人存在跟我一样的在接触世界过程中复杂的分裂，在极度的压抑和变故中，通过暴力、冷漠、逃离、流浪、恐怖袭击、诱骗、忍耐、自杀来找到“我”和“我”的统一。
但是，正如当下的我对于生活最为切实的感悟，我的内在，我的身体为之生存和奋斗的，并不是属于我，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灵魂目前游走在什么样的方向。

 01 被精致而残忍的孤独羞辱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专属于自己的寻找快感的方式，正因为此，我们才会对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有难以忍受以及坐立不安的感觉。

当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组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方式慢慢消失了，也就是自我的主体性消失了。心灵深处向往的那种丰富的，具体的人格，以及充实的激荡的生活被当下的就像两堵墙一样的绑定关系宣布了禁令。


享受的权利的丧失。
哪怕是寻找到了像李立中这样比较迁就和顺从的伴侣，这种根据自由意志支配自我的能力，也会在面临道德的限制，婚姻的限制的时候，逐渐软弱无力。
但是憧憬幸福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本能，当我们本能的渴望被爱的时候，所有的限制都不能够阻挡我们对于生活环境的反复无常的态度。
为了得到内心中的深处的满足感，哪怕这种满足感是瞬间的，是随着习惯和时间可以逐渐淡忘的，但是我们也有充分寻找这种趣味的权利。

缪骞人在《恐怖分子》中实验的作家周郁芬就处在这样的夹缝中，渴望求得生存的快感。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个概念，夫妻关系中的至高之爱。这当然是一种骗局，如同带着一幅华丽的面具来窥探双方逐渐从“爱情的美好”趋向于“病态”的自我奴役的过程。
这种至高之爱的存在，就是你爱我，你装作很爱我，这种爱中包含着很多因素：彼此对立的存在，对于双方的不满与包容，细枝末节的磨合与理解。这也是婚姻通过这种绑定关系得以推进每个“家庭”成为社会中的个体存在的过程。
在这种共存的关系中，没有坏人，因为他们都那么无辜。
周郁芬写不出东西，跟李立中谈到，“截稿时间越近，就越没灵感。”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是生活的空乏带来的创作力的匮乏。不断的回头重写生活，就像是她家中按照她的要求放置的古董家具，没有新事物产生的可能。
而她的神经系统对于这种空乏逐渐升腾的难以忍受的限度，带来的是没有止境的抑郁和焦虑，她通过抽烟，通过重新寻找记忆深处的过去,在对于自己生活的重新构造中，找寻意义。
 可是李立中回应的是完完全全的无意识状态，“写个小说，怎么会成为这么要命的事情。”
他是在医院工作的人，冷冰冰的工作环境泛着比死亡还要冷的蓝色。李立群的形象也是彻头彻尾的冰冷。这种看起来道貌岸然的特点背后隐藏起来的是巨大的控制欲以及对于周郁芬的占有和贪婪。当然你在一个循规蹈矩，按时上下班并且一心等待上司提拔的理想主义者生命中去找寻反叛的因素几乎不可能。
但是通过婚外情的暴露，职业生涯的坠崖，他的个人空间几乎因为周郁芬的出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道德卫士背后隐藏的巨大的不道德开始从这个完全悲剧性的人物故事中汲取了充足的滋养。
无论是李立中还是周郁芬，通过剧本的设计，变得跟每个生活中的人物一样，都有自己生活中无法跟别人分享的那个部分。他们难以忍受这种极度“病态”的内在，这个病态的特定的专属的建造自己的理想世界的方式，给对方造成的关怀背后的羞辱，陪伴背后的巨大精神空洞，从而耳鬓厮磨式的相处方式就不再变的如此神圣。
“你到现在还是不懂，你永远不会懂，你每次不是误解我，就是责怪我。也许我对你是不公平，但······但是我知道我需要的生活。”
在他们坐在茶水间谈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两人之间相处，给对方造成的创伤、残忍、肆虐的无奈和绝望。
直到最后故事演变的越来越荒诞，李立中对着自己的后脑勺开枪倒地，而周郁芬也莫名其妙怀孕，生命的游戏能够延续和继续进行下去。这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结局。杨德昌对着两人的关系处理彻头彻尾的冷漠和由于生活造成的“异化”。
 
生活就像是一种暴政。

02 构建自我的方式

前面提到，我最近换了一台相机。
是的。我买了富士推出的X-PRO2，并且搭载了饼干头。
后来收到了新机之后，装好就开始拍了几张。就好像我的视觉能够被呈现与表达了。我在想，从今天开始，出去拍吧。学会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比沉醉在自我思想的困顿中要更加重要。
我很羡慕那些具有独特观看世界的方法的人，会拍照的人，正如会写作的人一样，都能够对于外在以及内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小东西进行自己的美学解读和识别。似乎挖掘一些别人从没有经历过的感受与体验，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我很崇拜这种个人成为完完全全的阐述主体的存在，就好像我就是主宰。通过一种精神的出走以及艺术的逃离，原来人是可以达到“超我”的。
电影中有个叫许允德的摄影师，通过镜头来记录自己看到的一切。电影对他的着墨不多，但是只有几个场景的出现，也足以能够说明他通过摄影，来逃离富裕与安逸，甚至逃离一份逐渐归于平淡的感情。
自我的私密性战胜了面向公众的生存，他选择浪迹街头，租住在偏僻的小屋中。但是就算流浪的生活日此空白，无所事事，他也能够从中找到存在的激情。与其说是对于摄影的爱好，倒不如冷漠的将其阐述为对于生命空白的激情。
在面对无意义，我想，人们更愿意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漫长的休假状态当中，从而坠入边缘化的境地。这个边缘化带来的激情和快感就是自由的快感。
是的，他在街头浪荡，心灵却是自由的。
他是从爱情和富裕的家庭环境中出走的。不能够满足于幸福的当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然而在谈及其中真正的原因，幸福与安逸或者是爱情的依赖，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了我们幸福生活的保证，从而像是两把铁定的钢索锁住了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尽管这外面的世界是充满恐怖主义的，是有人暴尸街头的。
从内心深处组织起来的反抗，让许有了足够自食其力的能量。他靠拍照维生。并且能够把拍照当做他的正经爱好。正式对于影像和美的呈现，成为他的信仰与迷信。
 
这种由于年轻，产生的内心排斥力，也在淑安的身上用另外的方式扮演。
淑安生活在一个比较极端与压抑的环境当中，正式因为家庭的破碎以及母亲的情感冷漠，造成她的极端化以及和这个世界玩着一个永恒的捉迷藏游戏。
她不断的跟法制社会恶作剧，通过在街头招揽生意，将藏在裤脚中的刀挑拨一起又一起凶案，并且以特别颓废和痛苦的姿态，来彰显让人脊梁发冷的叛逆和暴力。
 
这样的淑安，并没有呈现在是许的镜头下。
许镜头中呈现的是他对于自已眼中世界的幻象。他镜头下的淑安是阴鸷的美，沉默的美。但是没有血腥的，没有裤脚中那把匕首的存在。
在这段相遇和感情关系中，杨德昌给了我们一点希望的影子，他在告诉我们善意在某个点上还是可以值得相信的。
 
淑安对许的仁慈和情感流动，是她内心中的道德律令战胜了病态的自我裂变的过程。她归还了偷走的相机，再也没有冒犯许的个人空间，也许她知道自己的黑暗具有腐蚀性的毒性。
而许也没有坠入相遇后即分离的悲情深渊，他只是从幻梦中惊醒，仿佛是一场恐怖的让自己感到胆战心惊的经历。
包括对于淑安的认知，对于李和周的婚姻关系的认知，都造成了他跟心目中自由的世界之间的远离。他选择回家，选择参军，选择了沉入现实。

03 隐藏在善背后的病态内核

在别人都夸赞你的善良和懂得生活背后，你总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存在。
有两个面的共存，而你待人接物的真实程度，就是通过你如何控制自己的病态的“痉挛”以及道德幻象之间的距离。
这种日常生活的自我对话，是经常发生的。
有个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你看起来总是如此悲伤？而有时候却又表现的很快乐。但是能够感觉到我的快乐背后，隐藏着与别人不一样的情感。
这样的话我在很多年前，也听到过身边的人说过。以前从来不知道悲伤在我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成了我在这个实在界的终极支撑。如果不保持的悲观意识，没有对于事物暗黑层面的观察，就不存在生活的终极意义的探索，也就不存在思考的真实快感。
有个网友也最近给我留言，越忧郁和悲伤的人，其实是越爱自己的生命的。
当然也不能说这种看法错了，我不是很习惯用对与错，或者好与坏来评判事物。
而更倾向于认识到，我的积极以及对于生活的拥抱，跟我对于事情的阴面的敏感和知觉，形成两个鲜明的壁垒，但是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经常从一边滑向另一边。
我可以跟别人之间保持着疏离感，以防自己因为太过快乐而变得愚蠢，也害怕自己因为太多悲伤，而变得无病呻吟。
 
那么，我们来辩证的看他对我说的忧郁。
李立中正如我一样，在生活中是个老实人，常规意义上的。然而在最后的幻梦中，他因为绝望和悲伤，开枪杀人。
我在看小野对于跟杨德昌共同创作《恐怖分子》的电影剧本时的回忆说，在初始的剧本中，原本是安排李立中从开始一直开枪杀人到最后的。但是因为保存着最为基本的善意，杨德昌把结局改了。杀人只是一个症候，一个逼迫，一个必须之选，而在他杀与自杀之间，李最终选择了自杀。

李立中在自己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努力的表现出令人尊敬的样子，彬彬有礼的，极度克制的。但是正是这样的努力制造出来的对于成功生活的渴望，对于周的占有以及期待赢得周的爱情，最后的结果才会显得悲痛，同时有凌然感觉滑稽可笑。
可笑的地方在于，他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也要表现出那种幸福的语言和表情，他不需要别然来帮助他从生活的深渊中救赎出来，不需要他者的介入。
 
他的悲剧性归根结底都是他个人的悲剧，跟时代以及环境无关。
我在想杨德昌想要通过李立群的表演想要表达的，不是时代背景，也不是台北的脏与丑，而是对于他自己的悲剧性性格的解剖和自我省视。
吴念真也在回忆中客观的说，杨德昌是没有能力教化别人以及讽刺别人的导演。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
 
《恐怖分子》通过李立中最后倒在血泊中的那一双眼睛，对着镜头外我们深刻的凝视，将剧情推向高潮后戛然而止。
留下我们这些看电影的人，感受到的绝望，不是故事结局的绝望，恰恰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自命不凡，以为自己驾驭了生活，其实永远都是被生活奴役的宿命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