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看了《立春》，我想起了《孔雀》，当年只觉得张静初很神经质或很做作，是我的错，肤浅的觉得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如此便是“作”，低估了那个憋闷庸碌的时代和那种垂死挣扎的理想。毁容的蒋文丽继续这样神经质的时候我便又感动又佩服又怜悯，其实怜悯完全没必要，我跟电影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的麦子，偶尔看到麦地里长着一棵月季，读不懂她们扭头仰望天空的心事。
    普通的、大众的是麦子，一田一田，一城一城，大家同时迎合着风的方向，麦浪整齐的翻滚。这个世界上也有麦子们接触不到的玫瑰，即便从报纸、广播里听到玫瑰们阳春白雪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也毫不在意，一切本来与他们不相干。顾长卫作品不多，却总是把关注点放在那些麦地里遥望玫瑰的月季们，这种坚持足以成全一种风格。时代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开始享受动荡后的平静，为了这份安全感，所有人都假装回复正常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创伤和扭曲被自动的掩盖，却经不住在某些利益相关的关头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很少有人有勇气去面对这种遗留下来但被刻意回避掉的创伤和扭曲，《孔雀》中一家心照不宣的合谋想毒死傻子的一幕，顾长卫处理的一针见血惊心动魄；地点都是小城，那种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进来的那种二、三线小城，千年如一日的死气沉沉，永远是家长里短庸庸碌碌，但大多数人都很无所谓，大家都习惯于集体性的慵懒和平静；人物则是小城里一些异类分子，他们出身平凡，本应该像大家一样安分踏实的守着早就安排好的生活轨迹过日子，但他们有着不自量力的理想，《孔雀》里想当伞兵的姐姐、《立春》里立志献身歌剧的王彩玲、对中央美院恋恋不忘的超龄考生黄四宝、还有那个多年来与芭蕾合二为一的胡金全，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爱好和追求，他们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就像麦地里突然冒出来的月季。他们的天赋和才华在憋闷的小城和慵懒的市民中间成为一种负担，遭人侧目，但他们却是这个城市最敏感的神经，虽然他们追求梦想的表现方式最终很无力很可笑，不过是崇拜几个外国名人或者挤几趟火车去个北京，他们想逃出去的愿望，即可以成为春天的雷声，搅乱这个城市封闭沉闷的死水。
    最后王彩玲给她收养的小女孩取名字“小凡”，平凡的“凡”，她也知道做平凡的人会比较容易幸福。女人如她，没貌没财，如果有人能取她过平凡的日子，她应该感恩戴德极力呵护才是。但是她偏偏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她不想辜负这份难得的天赋，想凭此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到北京站在灯光闪耀观众如云的舞台上去表现自己，这就是她的价值。为此她牺牲掉做平凡人的机会，当周瑜不记前嫌跟她说我们俩都不怎么样，不如将就着凑活过吧，她毅然扬起满脸黑斑和豆豆的脸说：另吃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框！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后来周瑜成了别人的丈夫，给另外一个女人一份平凡生活，自己终于只能偷偷摸摸去婚介所，也没有见到她有后悔之意。
    生活中，太跟别人不一样是危险的，尤其是怀抱天鹅梦的丑小鸭，你的不自量力对众人是一种无言的挑衅，明明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你要去追求得高人一等？这个社会好像在一直鼓励理想和奋斗，但真有人要去奋斗和追求，出于微妙心态来浇冷水和讽刺的人比比皆是。胡金全只想沉浸在自己的芭蕾世界，并没有王彩玲那么咄咄逼人时时宣告马上要调入北京，但众人仍然没有成全他，流言蜚语的压力让胡金全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喉咙里的一根刺，沉醉于艺术是对周围油盐酱醋普通生活的一种犯罪。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常”不惜犯罪入狱，穿着狱中的布鞋，他才能踮起脚尖优雅的旋转，终于没有人看不顺眼了。胡金全曾带着母亲出去散心，一些跳舞的女人热情的邀请他同跳，母亲却羞愧的藏起自己的脸，大众舆论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
    追求理想只有一条艰辛的路，而理想的破灭和夭折却是随时随地可发生的，坚强执着如王彩玲，在自己的追求被利用多次后，也渐渐的想去找个人嫁了过平凡日子。黄四宝求她做模特，让她带他去北京，好像这个城市只有他才懂得她，而女人，尤其是辛苦坚守的老处女，则在这种“懂得”面前败的一塌糊涂，争取多年的北京户口可以不要，只要这个男人爱他，可惜黄四宝最终只是在利用她的理想和单纯，以理想和纯洁的名义。如果说胡金全是被牺牲的，那么黄四宝是妥协的那个，而且一旦妥协便变的比普通人更无节制更恶俗。王彩玲最彻底的打击来自那个楚楚可怜装病的小女孩，她一直自持的理想和对艺术的追求，又一次被人赤裸裸的利用，“同病相怜”也只是一种阴暗手段，她以为她伟大、无私，结果却向傻子一样被一个小女孩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既是对艺术和理想的亵渎，更是对她一直得以自持的自尊的致命打击。
    这几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那种对理想的极端坚持，败的很无望。顾长卫最后还是让大家看到王彩玲风采无限站在舞台上尽情高歌，台下掌声雷动，以这样的方式圆梦显得又天真又无奈，似乎一首安魂之曲。但是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无限疲惫的王彩玲回到年迈的父母家，这个家父亲瘫痪、母亲年老、女儿当老姑娘，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言语，一切毫无生气。午夜时分，王彩玲被鞭炮声惊醒，推开门看见老母亲正在一个人举着竹竿放鞭炮，鞭炮响的热闹，母亲身影瘦弱孤单而执着，人总要在一个时候表达一下他的憧憬，告诉自己，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蕴藏着一个叫希望的东西，不一定能遇见它，可它总在那里。王彩玲动情了，喊到“妈，过年好！”老太太好久才转过身来，回女儿一个微笑，透着妩媚，宛如月季。

我无法接受某些人对《立春》的批评，他们不相信真实的生活中会出现王彩玲这样的异类，他们说这又是一部刻意展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来讨好外国评委的做作卖国影片。

面对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辩驳本身有点无聊，毕竟，他们不相信王彩玲，不信任顾长卫，就算生活中真的有王彩玲这样的异类，那也是该被关入疯人院的坏家伙们，是百年不遇的偶然现象，与“真正的生活”无关。如果我说“每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王彩玲”，他们会认为我也疯了，说的都是疯话，他们不听。

可是，哪怕在不赞成王彩玲个人的情况下，我依然为她流泪了，为每个人心里的王彩玲。

这个女人说好听了是执著，拥有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力量；说难听了便是偏执、妄想症，摆不清自己的位置，自视过高。生活中真要有这样的女人，她们该是令人讨厌的一群：不爱正眼看人，总在喋喋不休的说着一些半真不假的谎话来自欺欺人，高傲的态度与卑微的境地落差之大直叫人笑话。影片中王彩玲的歌剧当然是唱得好的——在那个小城市里；但真好到惊世骇俗可以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的程度么？我看很不见得——北京的剧团不收她，除了市场条件所限，八成也是因为实际上与她水平类似的人太多，她并没有多么令人惊艳的突出成就。比较王彩玲出世的偏执，同样为社会所不容的边缘人，同性恋舞蹈教师胡老师就表现得更为入世：他从始至终都没放弃对舞蹈的艺术追求，他愿意当一个平凡的舞蹈教师而不是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不具有王彩玲的偏执，不过他的偏执是要被一个还不能接纳同性恋的社会当作普通人来接受，而王彩玲是要被社会当作高人一等的艺术家来赞扬，他们两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王彩玲是悲剧性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当然离不开社会环境的限制，我想这大概是很多人对影片细腻刻画这些社会黑暗面而不满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比较社会环境的外因，其悲剧人生更为重要的主导因素是她个人无法摆正自己人生位置的无所适从。而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文艺青年也好，文学青年也好，甚至什么“文”也不占的小老百姓，自视过高与平凡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人生悲剧的根源。要缩小这种差距，要么开天辟地努力改变外在环境，要么就修身养性陶冶豁达的情操。不管做到了那一样，成功的人我们都佩服，但失败了的，尤其是影片中表现极端又执拗的王彩铃，大多数人给予的就只有鄙夷，甚至连怜悯都要吝啬，不肯分出一点点。

我不是王彩玲，除了在叛逆的青春期，似乎也从未偏执于某件事情；但当王彩玲柔柔的叙说春天湿润的风从而自己为自己感动的时候，我的心却不得不为这个样貌丑陋的女人柔软起来；而当她无比悲愤的跪在北京剧院办公室的楼梯口高歌着“上帝为何对我如此不公”的时候，我的心也仿佛失恋般抽搐起来，我也想随着她放声大哭，这情绪来得真是强烈又激荡。我想，大概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对梦想与理想或短暂或长久的追求吧，也许我们也都曾经为了梦想的破碎而在黑暗中独自哭泣或者自怜自怨吧。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曾经幻想过当商人，经济学家，作家，甚至爵士歌手。我知道每当我满怀激情写字的时候，或者每当我双腿发软站到舞台上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始轻晃的时候，那都是我内心里的王彩玲在歌唱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年轻时代的理想都叫王彩玲，遇到不如意后终于向生活低头之际也是王彩玲，直到我们叹出一口气最后终于跟自己妥协，那一刻也还是王彩玲。电影最后的片段“献给王彩玲”，我觉得顾长卫绝不是要为王彩玲的行为高歌或为她开脱，那只是一种对逝去的青春与被埋葬了的时代的最终祭奠，虔诚得近乎一个朝圣者面向麦加的顶礼膜拜。在晦暗压抑的现实之后通过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浪漫手法让影片突然充满了无限温情，这样的处理一下子让我想起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在化作泡沫之际依然痴想着王子的幸福，令人悲伤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同时，我发现顾长卫在刻画这样一个外表丑陋而内心也说不上有多么美好的女人时，竟然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同情，但比较《孔雀》之时偶尔的做作与急躁，《立春》从头到尾镜头都稳健有力，缓急有序。顾丝毫没有因为情绪表达的迫切便乱了叙事的节奏，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充满自信的使用了大量“第三只眼”视角的长镜头，而人物面部特写这样突兀的主观镜头又极少，大部分时间都仿佛在某个角落远远的暗中偷窥一样，极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比较《孔雀》中较为单一节奏的叙事手法（除了傻子弟弟的片段作为调剂），《立春》中加入了多个性格鲜明的辅线人物，其中不乏黑色幽默的娱乐瞬间，比如胖子周瑜用王彩玲的裸体油画向兄弟母亲索要封口费的片段，再比如文艺青年黄四宝从深圳回到小城开了婚姻介绍所被人追打如丧家之犬的片段等。长镜的“慢”完全演化作人物性格的细节塑造，同时搭配上叙事中的高低起伏，《立春》长而不慢，稳而不闷。

即使破开电影拿出每个片段来独自祥解，它们的手法也都扎实可靠充满力度，有的甚至还拥有十分巧妙的留白，着实令人赞叹。比如王彩玲回到农村父母家过春节一段中，她清早起床，披着一件碎花罩衣走到门口站在门槛前看年迈的老母亲放炮竹，蒋雯丽的妆是疲惫而苍老的，但她的神情中有种自然的活泼与欣喜，她独自站在破旧的门框中，仿佛早春的明信片一样动人；随后镜头转到王彩玲母亲身上，老太太双手高举着竹竿，竹竿一头的炮竹劈劈啪啪直响，背景是灰扑扑的旧砖墙，土地上满是爆竹崩下的碎红纸屑。老太太扭回头来看女儿，一个逆光的镜头，满脸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从这个片段开始，影片的基调正式进入“立春”，王彩玲终于放下了多年不变要迈向云端的固执挣扎，开始接受现实，努力融入平凡而琐碎的社会生活。王彩玲母亲放炮竹这个细节可以说是片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要是杨德昌来拍，肯定要啰嗦上一小会儿；但顾长卫稳住了，片段里人物没有一句废话，一切滋味都沁在画面里头，让观众自行咀嚼回味。这种稳扎稳打的手法，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磨，该留白便绝不啰嗦，简直让人没法不由衷佩服——从态度到技术到影片整体的运筹帷幄。当然，蒋雯丽对王彩玲的生动刻画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一环，这一对夫妻搭档还真是琴瑟合鸣齐头并进呢。如果顾长卫能够保持《立春》中的严谨态度，在下一部影片中继续发挥他出身摄影的长处，不急躁但也不冷静得过火而忽略叙事节奏，我想他的态势便是惊人的，甚至可说是直奔大陆导演一哥的位置而去了（姜文同学必须要努力喽！）。

也许可能我太过欣赏《立春》的技术层面从而不自觉的加入了很多对人物的个人感情进去吧，但我真的真的很想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王彩玲，她的别名叫青春。

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大宗师》）

王彩玲

开始的开始，是谁如此哀怨的低语？
“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王彩玲，一座闭塞小城的大龄未婚文艺女青年，标准的龅牙东施。她说上帝是公平的，没有给她一副奇货可居的容貌，却给了她夜莺一般的歌喉。人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往往是因为自以为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优势让她画地为牢，造就了她总是幻想“生活在别处”的悲剧：她向往北京，向往中央戏剧学院；向往巴黎，向往巴黎歌剧院。她梦想有朝一日站在金碧辉煌的艺术大厅里，华羽霓裳，引吭高歌。为此，她节衣缩食，平日以泡面为生，却不惜掏出全部积蓄，托关系，找门路，孤注一掷，想搞个北京户口，哪怕只是在权威艺术机构当个临时工。但在坚如铜壁的现实面前她一次又一次头破血流。
她总是自欺欺人：我过几天就调到北京了，小城不适合我。的确，在这样的小城，一个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老处女的存在的确向一根鱼刺卡住了别人的喉咙：同样是人，凭什么你总是显得比别人高出一等？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周瑜
曲有误，周郎顾。
东风不与周郎便。周瑜，不是 “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钻石王老五，他只是一个其貌不扬，长相猥琐的炼钢厂的工人。那天他骑着旧单车在市声扰攘的大街上东游西荡，却被路边电线杆大喇叭里传来的宛如天籁的歌声吸引，一听钟情。
想当年，他在八十年代乐观理想主义普世春风的感召下，也曾立下宏愿要做一个播音员。无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最终没有成为国家正谕宣讲系统中的一员。
他追求王彩玲，是在追求一种理想吧，那种理想已经离他相当遥远了。当他站在王彩铃面前用包头方言激情满怀地朗诵普希金诗句的时候，他会想起若干年前自己专心致志报考县城播音员的日子，自我感动，自我陶醉。
王彩玲对他掏心挖肺的表白只冷冷地来了一句：宁吃鲜桃一口，不吃滥杏一筐。不啻于数九寒天一盆冷水浇注全身。几年以后他们在小城的医院为了各自的病孩子不期而遇，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他最终成为笑谈。往事终成烟。

黄四宝

黄四宝是那样的人，志大才疏却又自命不凡。自以为留了条马尾辫，就真的是艺术家了。
二十多岁，从来没有给我家里一分钱。考了四次中央美术学院，一次没考上。王彩玲也是太寂寞了，如此需要安慰，才自以为遇到了惺惺相惜的知己，却不知道自己遇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披着艺术羊皮的小混混。如果黄四宝真的艺术家，那他应该知道王尔德的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可惜艺术家的优点没有，缺点倒是占全了，一遇到挫折就往王彩玲怀里钻。欺骗了别人的感情还说别人侮辱了自己。不就因为王彩玲的相貌不咋地吗？
多年以后，黄四宝重归故里，干起了婚介勾当，恢复了小城流氓的本来面目。
胡金泉
胡金泉是真正的艺术家。
他与王彩玲的第一次相遇是因为一次露天演出。他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但是他的舞姿把周围的众多乡亲给雷倒了了，结果被哄下台。王彩玲是最后一个上场的，虽然她的歌喉很美，天上应时应景飘下了洁白的雪花，但是她独特的女高音无人喝彩。曲终人散后，寂寞场中央。
在车上，他们一见如故，仿若知己。
胡金泉是一个对女人不敏感的人，（在影片中也没有暗示他对男人敏感），或许他真正挚爱的只有艺术。他说：一不小心跳了这么多年（芭蕾），想想真是后怕！艺术是有毒的，它逼死、逼疯了很多人。
小城的漫天风雨、蜚短流长成了胡金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对王彩玲说：我们假结婚吧。他希望她能帮他，但她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拒绝了。
他从王彩玲家出来的那晚，天天飘着柳絮般的雪，夜色是如此纯粹之蓝。黑风衣，白围巾，单车在午夜的大街渐渐远去。虽然我对他的优雅的天鹅绒做派实在不敢恭维，在现实生活中对男人跳芭蕾也一直难以接受，但，那一幕，此情此景，确有如许伤感。
他靠伤害自己而保全了理想。在监狱里，当他隔着铁窗对着王彩玲翩翩起舞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快乐的。

结局

除了胡金泉，每个人都回归了日常生活。化蛹成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理想不能当饭吃。王彩玲离开的执教的小城学校，领养了一个有着“兔唇”的孩子，叫小凡，平凡的凡。她养家糊口，起早摸黑地卖起的羊肉。那应该是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九十年代的初。1993，市场经济的洪流在政策的默许下再一次爆发，大批文化人“纷纷下海”，浩荡至今，无人幸免。

开始的开始，是她在唱歌；最后的最后，她牵着小凡的手慢慢走。

王彩玲变得幸福了，当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之后。

王彩玲长了一张标准的电影丑女的面孔，我觉得用触目惊心的丑陋映衬华丽的歌喉和清高的性格有些刻意，甚至不够自信——不必非得长黑斑和龅牙，相貌平凡得模糊掉的女子，一样可以很有说服力的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过得是惨还是满足，旁人其实一眼即知，即便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表象可以忠实的披露内心。但看看那时的王彩玲，奔波、惆怅，胃痛的时候几乎是爬到邻居家讨药，唯一的光彩是绽放出夜莺般的歌声时，却又自嘲为六指般无用，郁郁不得志；爱上了不爱她的鲜桃，拒绝了想和她过日子的烂杏；粗绒线的旧衣服上永远搭着代表优雅的披肩，用自我催眠的病态虚拟着遥遥无期的成功……当她终于从高塔上跳下的时候，我觉得我认为的没错，她供奉着那又神圣又卑微的梦想，活得很辛苦；然而她又肿着脸裹着手坐到了钢琴边上，我便开始担忧她何时可以解脱。

影片的后半部就是一个破裂的过程。通俗的来讲，王彩玲屈服了，她放弃了她那看似并非毫无道理的白日梦——她的歌声那么美。但是同样又专业又高雅的胡老师选择了在狱中起舞，就连周烂杏同志也敢像模像样的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才华，在这个封闭的小县城中被奚落得体无完肤；善良，在这个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的时代里被利用得弹尽粮绝，一个饱受孤独煎熬和梦想牵制的心灵，最终由于戒备而崩溃。

于是她放弃了。

回到爸妈家，纯善而温情，选择了个可爱的兔唇养女，然后卖羊肉治好她。她不遗憾吗？缝制的那几套演出服连当围裙的用场都派不上；她不难过吗？在不想发生爱情的县城的婚介所里乞讨陪伴。

但难道她不幸福吗？当一个年近40的女人终于有了个肉乎乎的小女儿绕膝玩耍，和年迈的妈妈一起，吹泡泡，唱歌谣，用放大镜观察毛毛虫。孩子的笑脸扬起在雄伟的天安门前，那是召唤了她前半生的天堂，而她的后半生，生活大过理想，满足即是幸福。

幸福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理的词，完全主观、不可量化、无从比较。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人只要自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世俗的一切法则都将瞬间失效。所以我从不怀疑我那些爱得辛苦或者恨得洒脱的伙伴们是幸福的，当他们如此义无反顾、如此陶醉在自己终于挣得的状态中。我很羡慕，甚至是膜拜，因为我现在不大幸福，我不想这样。

所以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想。

理想与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对互相拧吧的过程？年轻时的梦、的浪漫、的憧憬，是不是终将被现实一一撕碎？是不是真的要坚持？是不是该收起顶着风又带着伤的翅膀——在它还没有支离破碎前。

影片最后，导演貌似善良的安排了一个梦之情境给王彩玲，其实这很残忍，当她终于要放弃，当她相信一切都回不去了时候。我盯着影片结束的滚动字幕，脑子里想着的，却是若干年后，命运的导演该用什么样的场景慰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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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