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看完有两个月了，一直没写，是因为看完了并没有特别想说的东西。我一般看点东西都有吐槽或者赞美的冲动，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很多影评都把《兹山鱼谱》中主人公丁若铨的人生和苏东坡来做对比，都非常遗憾这样的作品本来应该是我们来讲述，但却没有。真的没有吗？写《苏东坡传》的文学作品有好几部，拍苏东坡的电视剧就我知道的也有两部，并不是没有。如果说电视剧和电影不是一个载体，没有拍出思想高度，那么早年间有一部电影《王勃之死》也拍得非常好，那种幽怨空灵，是真的打动过我，大可不必人家有什么你就一定得有什么。何况贬官逐臣这种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比干屈原起始，就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古代做个官要想有个好名声，要是没被贬过，都不好意思自称文人，什么风骨、什么清流，没经过被贬至升值，都轮不到被称颂。正因为逐臣太多，便不觉得稀罕，这是名臣文人一生必刷的履历，只有被贬过，才有资历流芳百世。我上一本书《香草美人：楚辞芳草图谱》刚写到屈原，因此并不觉得这样的内容离我的创作有多么遥远，或许这就是我看完后没有动笔的真正原因，实在是觉得这不算是个事儿。

当然对当事人来说，那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设身处地地想，那确实是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身，但……但东坡已经把该讲的都讲过的呀，我们何必再多言呢？何况讲什么能讲过他们讲的呢？这又回到上面说的，我们实在是对这样的境遇和心理太过熟悉了，有一万个逐臣经历过，有一万个文人写过诗写过词写过文章，我们从小就背，烂熟于胸，一点都不陌生，谁还不知道王勃写完“秋水共长天一色”后在二十九岁时渡海而死，李白刚“轻舟已过万重山”不久就捉月升仙了呢？这早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并没有一下子被打动的地方。

就以苏东坡论，记得《承天寺夜游》吗？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与吾两人耳。

苏轼在黄州已经四年，又新来一个朋友张怀民。一夜月色入户，两人把臂同赏，莫逆于心。何处有一丝悲泣？但这天是真正应该悲泣的。就在稍早的傍晚，他的朋友过世了，他从承天寺夜游归来，就收到了报丧之讯，当晚又写《记故人病》一文记之。这个老友，是读《黄州快哉亭记》大赞的人，于是记故人病也不那么悲伤了。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千载之下，使人读书至此，只记得“藻荇交横竹柏影”一句。空明性灵。

家居婶

就像道友@掠水惊鸿说的，丁若铨是因为信天主教被贬到黑山岛，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显得很中二，是迷路后问道于盲。社会腐败是结构性的问题，和儒家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派都会腐败，这是人的本性问题，什么教都解决不了。作为文学创作——当然电影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门类，反映的是创作者自己的天问，如何在逆境中求得内心平静。丁若铨在海岛上最后靠一本鱼谱传世，电影拍的是他如何呕心沥血、油尽灯枯写完这本书，用弟子张昌大的角度去讲述丁若铨最后的生命，好像还是在替他不平，觉得这样的好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不该穷途末路困死海岛。但一定是这样吗？有才华的人就该位居高堂吗？就要雄心欲把星河挽，诛尽奸贼庙堂宽吗？或许就像我们在网上发言，觉得社会舆论不能被傻笔们占领，就得做一个键盘侠，把戆徒们骂死。张昌大出仕，看到士大夫阶层统治阶级是如此黑暗丑陋，恨不得杀尽贪官污吏，还庶民朗朗乾坤。既然做不到，也不能同流合污，于是挂印归乡。这又印证了一句中国老话：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于是又回到文章的开头，为什么没有打动我的地方，因为就是这样呀，前人话已说尽，没什么可说的了。

之所以时隔两个月来写这篇影评，是看到道友@掠水惊鸿 转发的一篇影评，已及她的点评：

其实苏东坡固然文学丰伟，但并没有冲破系统用更高的视角来审视系统。在中国我想过一个半人有点像，半个是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只是他的著作层次不高。一个是方以智。他们都在寻找儒家系统外的第二类知识和价值。

关于张懋修的《墨卿谈乘》到底算不算一种致知格物的学术作品，我和@扫书喵 有过点争论，她认为不算，只是明朝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炫耀作者见识的博物著作，不够高级，也不是对当地风物的观察描述。我则情感上偏向于，他在流放后写这个，多少是对个人和儒家系统的一种绝望。他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把修补匡正儒家官僚系统这件事，做到了人力所能到的极致，他见识过，个人也取得了考试最高荣耀——状元。但他还是见证了父亲的失败，和父亲方法论的崩溃。所以去写点博物知识的书，是一种突围和排遣。

方以智就更贴切，他不但个人在系统内失败，他的系统都崩溃爆炸了，转而去研究西学和科技。《方以智晚节考》是很好看的一本书。我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起初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很中二，看着是迷路后问道于盲，不过在他和自然相结合后，回归人和自然本身，开始思索和发现真正的道路。

我正是看了她的这一段话，才想起我的切入点。方以智在明亡之际流寓两广，接触西学，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写了《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我在写植物书时经常会参考他书中的知识。但我不想说方以智，方以智的世界太绝对，明清鼎革，国亡君殁，山河破碎，这样的大倾覆一般人遇不上，因此遁世是唯一的出路，方以智后来出了家。我想到的人是嘉道时的吴其濬，他是河南人，而且是有清一朝唯一的河南籍状元，曾任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湖广总督，云贵总督，湖南、浙江、云南、福建、山西巡抚等职。

丁若铨的“辛酉教狱”事件发生在1801年，吴其濬是嘉庆二十二年（ 1817年）的状元，这两人生活的年代差不多，丁若铨被流放到黑山岛，改黑山为兹山，写了《兹山鱼谱》。吴其濬一直在当官，没有遭过什么贬谪，宦迹几遍半个中国，这让他见识广博，写了《植物名实图考》38卷，《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云南矿产工器图略》《滇南矿厂舆程图》《滇行纪程集》《军政辑要录》《奏议存汇》《治淮上游论》《念余阁诗钞》及《弹谱》等。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本草学家、地理学家。

丁若铨和吴其濬这两人的经历没什么可比性，唯一相同的是都对自然产生了兴趣。丁若铨的后半生生活在海岛上，天天看到的是海鱼，于是成了鱼类学家；吴其濬和古代所有的好官一样，关心农桑，自然而然成了植物学家。人一但对自然产生了兴趣，那就天地为之一宽，终身不改其乐。没有一个博物学家是愁眉苦脸的，大自然有治愈万种忧郁的神力，我相信丁若铨在写鱼谱时是快乐的，而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皓首穷经，眉头紧锁。电影中薛景求演的那个模样，还是被刻板印象误导了，好像做学问非困苦不能。其实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所有的烦恼都不存在了。就像我出门拍花，收到一个新种那种满足感，给什么都不换，就算徒步七八个小时，爬上五千米高的流石滩，坐十几个小时盘山路的车，吐得掏心挖肠，啃干面包喝溪流水，都不会觉得辛苦。推己及人，丁若铨能从渔民那里得到一种新鱼，同样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才是他从黑山岛搬到更远的什么岛去的目的，他想得到更多的新种，丰富他的书稿收藏。

张昌大驮来了一条巨大的海鱼

电影创作者若不能体会博物学家眼中的世界，就不可能拍得出他思想的境界，如果只从文学或电影创作的角度去想像博物学家的精神世界，那是不能相融的。我从写小说到写植物文化丛书，心境的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写小说时会被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所左右，时哭时笑，脑子从来没有空闲，任何时候都在想情节，写植物书稿时哪怕查拉丁学名翻古籍词源都兴致勃勃。因此可以说，写《兹山鱼谱》最后完稿的丁若铨，一定不是电影里那个样子。这就是我看完电影后没有第一时间写影评的原因，电影没有打动我，没有表达出能够凭一人之力写出一片海域里能够收集到的鱼类品种的博物学家的那种达观来，如果他还是电影里描写的那个模样，那就成不了一个博物学家。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样的，心中的世界，就是笔下的世界。

师徒对饮

丁若铨写成《兹山鱼谱》，他已经不是一个儒家学者，也不再是一个天主教徒，而是自然之子。与他相对的，是他的弟弟丁若镛，在当时名望还高过丁若铨的大才子，在被流放的十八年里，写了百余部著作，主攻方向是关于国家赋税与财政的《经世遗表》，指导官员制定政策的《牧民心书》等。从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名就可以看出，丁若镛在十八年的流放岁月里，又从天主教徒回归到了儒家学者，他始终在忧国忧民，替主政者谋划经世纬地之策。当初“辛酉教狱”的丁氏三兄弟，二弟丁若钟问了刑，算是殉了道，三弟丁若镛归了儒，大哥丁若铨见了天地，证了心志，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三弟丁若镛

诚然《兹山鱼谱》的序言里提到了渔民张昌大，是渔民张昌大引领丁若铨进入了海洋世界，但用张昌大来作为丁若铨的对照，还是浅薄了，不如用丁若镛回归儒家来印证丁若铨发现的自然天地，这样殉教者丁若钟的死，才具有灵魂拷问之声。

师徒互学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李濬益，在2013年拍了《素媛》，在2015年拍了《思悼》，都是韩影史上算得上名号的作品。我在上一篇给《骗子》的影评《骗中骗，计中计，局中局，贪欲一念成地狱》里写过，《骗子》的导演张昌原是李濬益的副导演，那个李濬益，就是这个拍《兹山鱼谱》的李濬益。李濬益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和悲悯之心，张昌原的首部作品《骗子》里却看不到，这个学生，还差老师很多。

以前常想，如果谁把苏东坡拍成电影，那定是极为好看，因为苏东坡的一生本就非常精彩，他的精彩不在庙堂，而在放逐的路上，写诗喝酒小发明，种菜斗嘴泡村姑，把日子过出了花来。相比于三苏，韩国也有个知名的士大夫家族三丁：丁若铨、丁若鐘、丁若镛。

1801年，东西方文化交流扰攘盛行，高丽开始流行天主教，丁氏三兄弟接受了西学，受到当时奉行儒家圣贤学的朝堂排挤，丁若鐘被斩，丁若铨、丁若镛被流放。

《兹山鱼谱》讲的是丁若铨流放黑山，在放逐的岛上，放下圣贤学问，改钻研起鱼类习性的故事。之中穿插大量西学、东学的灵魂对话，出世与入世的活法纠结，上流社会与平民百姓的阶层隔阂…都在电影的黑白两色中形成冲突与反思。想想这几年敢拍成黑白片的，如台湾的《大佛+》、俄罗斯的《亲爱的同志》，以及这部，都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故事内核。

以前我们知道日本人玩东方美学非常厉害，现在看来韩国人也相当厉害，绝句格律信手拈来，圣贤之语脱口而出，黑白水墨跃然纸上。但是，韩国人留了一手，学生问为什么不用汉字写诗，老师回答很巧，说是因为世界上除了汉字，也还有其它更好的东西。你看朝廷那些个当官的，哪个不是满嘴儒家圣贤书，哪个不对老百姓吃人不吐骨头呢？

这部电影用中国风的形式，舞文弄墨的闲暇，写出了一部代表自然科学的《兹山鱼谱》，暗示高丽民族打破儒家文明次元壁，融入现代文明的艰辛历程。让我一个中国人看了感慨良多，同时也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我甚至觉得这部电影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启示意义更大。

你看啊，高丽人也没说我们的泱泱国学不好，只是大海宽广，游鱼自在；天空辽阔，群星灿烂。这部电影不像其它韩国电影经常用力过渡，倒是有点像日式电影，讲起故事来含蓄、凝练、平稳、从容，很典型的用普世语言讲述传统。很好！

作者： pASslosS

历史题材，黑白片，一个多月前在韩国公映的这部影片乍看没什么卖点，却力压同期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和《鬼灭之刃 剧场版 无限列车篇》成为周末票房冠军，实现了口碑票房双丰收。

李濬益导演，《素媛》《思悼》等高分韩影都是他的作品。出道至今，他拍了十几部长片，品质稳定，尤其当他选择讲述历史故事时，观众总能看得安心。

今天想聊聊的这部《兹山鱼谱》就是李濬益的新作，讲述了朝鲜王朝后期的学者丁若铨的故事。丁若铨被流放至黑山岛后一心编纂《兹山鱼谱》，书名里的兹山便是黑山岛。

1801年，正祖忽然驾崩。因忌惮天主教在本土的势力扩张会动摇政治根基，反对派对相关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史称「辛酉邪狱」，其中就包括了丁家三兄弟——丁若铨、丁若钟、丁若镛。

对观众来说，丁家三兄弟就是三种关于人生和信仰的选项。

丁若铨是三兄弟里的大哥，在家中总排行老二（三兄弟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丁若铉）。

其实在历史中，丁若镛才是三兄弟里公认的大才子，是备受后人赞誉的高光人物，可是李濬益偏偏以丁若铨为主角，的确惊喜。

丁若铨在影片中的出场是不讨喜的。这个人表面上看有点狡猾，还没啥原则，他本不要做官，但后来在谋求一官半职时讲话又很直接，口口声声说自己要为王权服务。

面对拷问，对天主教极度忠诚的丁若钟因信仰被斩首，丁若镛也不卑不亢，宁愿以死来自证清白。 三兄弟里，只有丁若铨一秒「叛教」，而他给出的理由是：此时恐怕连上帝也抛弃了他，还是活命要紧。

正当观众有足够的理由去看扁他时，其个性里的「随遇而安」又显现了优势——被流放的丁若铨不但没有因失势表达任何愤恨，竟然还笑得出来，他对胞弟说「比起恐惧，更多的是激动」。

到了黑山岛，他遇到了好学又有野心的岛民张昌大 （导演和编剧对张昌大的身世改动很大，下文内容以电影为准） ，并开始对那片海域里的生物产生浓厚兴趣。

他以儒学知识换取捕鱼经验，不仅记述鱼类，还有海禽和海菜，对不了解的事物保持着科学的探究精神。

他虽然贵为「两班」，却不顾身份亲自下海抓鱼。

「两班」是什么？

当时宗室之外的臣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里又分四个阶级，「两班」就是良民里的最高阶级，也就是类似于丁家三兄弟这样的贵族统治阶级或是学者官吏。

所以影片从台词到构图，处处都显露着儒家思想里讲求尊卑贵贱的礼数和对君主制度的维护。

比如丁家三兄弟被流放到荒蛮之地，已有「罪臣」之名，但当地百姓还是尊其为座上宾。

当然，这可能是心善之举，但反映出的真相也很现实——「贱民」永远是社会中底层的底层。

而且朝鲜王朝时期阶级制度规范极为严格，不同阶级之人不准许通婚，孩子只能继承母亲的阶级。 比如昌大的父亲虽然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母亲是庶民，所以他也只能是庶民。

丁若铨与昌大的身份相差悬殊，在当时，「两班」只被允许研习儒学，任何贱民的工作都不能去做，而贱民就算饱读诗书，若非「两班」后代，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读的也是无用之书。

很明显，昌大是因为不甘心才读书，既不是痴迷于求知，也不是想通过学识抵达人性之善。

李氏朝鲜的正统思想是朱子学，昌大想把朱子学当作敲门砖，再以他所理解的「正统」朱子学清理整个系统。

昌大轻蔑丁若铨，也是觉得天主教是邪教。他认为接受天主教精神内核的人都是叛贼，其实是把朱子学与王权和民族性捆绑在了一起。 他直接批判丁若铨是把书「学歪了」。对他来说，如果知识不能服务于君王，就是无用的东西。

他怀才不遇的心理也从这里来，先是因为无法学习而愤恨，后又因为有学识却无法做官而愤恨。

昌大所遭受的各种贬低都可能让他对权力更加着迷，而这些也均被观众看在眼里。

比如片中设置的两个人，一个是丁若镛的弟子李江海，同属「两班」人士，他却因昌大的贱民身份而看轻他「不会作诗」。

另一个则是在海上漂流许久、机缘巧合之下谋得官职傍身的投机主义者。昌大明白，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正衔二品大夫」才是能够救急的。

所以在《兹山鱼谱》的缝隙里，时刻萦绕着两个问题。

其一是「什么算是真正的知识」，其二是「无法学以致用的知识是否有必要去学习」。

昌大苦读四书五经，奉朱子圣学为其意识形态「本位」，他认为这是唯一且绝对的真理，并以此来衡量世道风气。

当时世道的确不好，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施加重税，民不聊生。

片中有一幕很讽刺，邻居因交不上税，连锅都被抢走了，昌大的愤恨却都挥泄在读圣贤书上，而且给出了一个颇具文人优越感的评价：「朱子圣学不够稳固」。

同理，后来得知连死人也要交税，他又将其归因为「朱子圣学被践踏」，其实直指体系内的当权者，即那些辜负了朱子圣学的贵族和士大夫。

但是任何思想流派都有缺陷，贪婪的人会在教义的「缺陷」中沦陷，将已知的一切教条化并用于规范和统治，而不是继续探索和自我革新。

其实儒家学说和天主教都不是原罪，人才是。

丁若铨举的例子是极为恰当的，西洋人相信「地圆说」，因为他们相信科学，但他们仍然信奉天主教，尽管天主教在很多观点上违背了真理。

既然知识能够灵活兼容，那么他也可以运用圣礼学接纳西学，看似水火不容，其实能够相互借鉴，本质上也有许多共通的道理。

丁若铨在片中经常展现这种「融会贯通」，前脚解读着孔子，后脚就可以借鉴耶稣。

这正是昌大没能透彻理解的地方。因为被朱子学里根深蒂固的君主制洗脑，他误以为儒学是排外和不兼容的，而其他思想派系一旦有所异议，就是邪恶的，需要被消灭的。

相较之下，丁若铨对社会的期许要更加理想主义和现代化，他期盼着「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这样的观点让丁若铨与身处远方的弟弟形成对比，也让他与昌大分道扬镳。

忧国忧民的丁若镛笔耕不辍，著书无数，涉猎范围极广，而丁若铨在当时只写了《松政社议》和《漂海始末》，手里这本《兹山鱼谱》还是专门研究海洋生物的偏门之作，于当下于现实世界都像在做无用功。

他想要探究的东西会动摇君主制，进而牵连亲属，所以他再度放弃了，就像他当初叛教一样。如果很多人会因此被杀，他会把信仰埋在心里，并不那么纠结于「铁骨铮铮」。

在电影中，观众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但凡有丁若铨存在的地方，都仿若一个现代社会。他平等待人，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伟绩，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他也愿意倾听一个地位比他低许多的妇人的想法，甚至娶她为妻。

其实导演李濬益在采访中已经讲得足够明确：

「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

所以丁若钟为信仰献祭自己，这是选择了崇高；丁若镛从西学中提炼出「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一面尝试解决民间疾苦，但这仍然基于对君主制的绝对信任。

反观丁若铨，他将西学内化为生存哲学，绝不是在黑山岛「出世」，而是在小小天地里找到「入世」的新选项。

他编修鱼谱的做法绝非机械操作，也不只是用文字复述，因为定义所见之物更加需要调动不同领域的学识，还要通过实践和观察去考证，此外，对物质的归纳整理和分门别类不仅需要哲学思考，还要参照实用性。

他始终在学以致用，只是成果被世人轻视了。 所以昌大的选择也无非就是这两本书，丁若镛的《牧民心书》或是丁若铨的《兹山鱼谱》。

这个选择，哪怕放在当下也依然生效。

昌大选择了《牧民心书》，但他做官后发现自己被束缚了，读了多年的圣贤书最后都沦为谋求官职的工具，反倒违背了那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除了对东亚思想交融史的复盘，《兹山鱼谱》的视听美学也能记上一功。

虽然最初选择黑白色调是预算不足的无奈之举，但它完成得干净利落，丝毫不平庸，虽然不一定如实还原了历史，其所塑造的空间却足够匹配这个故事。

比对现今多数院线片，其实《兹山鱼谱》的叙事节奏是偏慢的，而且把想说的该说的都铺在表面，似乎很想正正经经地为观众讲透一个道理。

这的确让电影显得浅显了些，但作为观众，你还是会感激它能把这么个道理直白地讲述出来。

因为在近些年的亚洲电影中，大多数本该直指问题本质的历史题材影片都心虚地借用了宏大叙事，想要与当下共鸣却又惧怕严丝合缝的剖析，处在一个不尴不尬，欲言又止的位置，最后的成品经常阴阳怪气。

《兹山鱼谱》倒是举重若轻地搬出了知识的两种「实用性」：

通过读书，人们可以在体制中攀爬，这是一种实用性，也是内卷的肇因之一。

而另一种实用则是将知识用于生活，正如丁若铨在信中写道：

「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然不是坏事，但即便身上沾满污水泥浆，也要活得像兹山一样，虽外表看着黑暗却生机勃勃自由自在，也未曾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这部影片是如此平和地在与观众探讨「生存之道」，探一探「反抗」和「犬儒」中间的路到底有多宽。这样的影片，是真的稀缺，也是最被当下需要的一类。

原文参考澎湃：//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42180

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电影《兹山鱼谱》以朝鲜著名学者丁若铨（1758-1816）流配兹山期间，在当地编纂鱼谱的往事为叙事主轴，讲述了他与当地人张昌大的友谊，并借二人的对话与经历来阐述导演自身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按电影片头所称，整部电影参考的是丁若铨为《兹山鱼谱》所作的序文。该序文全文如下：

兹山者，黑山也。余谪黑山，黑山之名，幽晦可怖，家人书辄称兹山，兹亦黑也。兹山海中鱼族极繁而知名者鲜，博物者所宜察也。余乃博访于岛人，意欲成谱，而人各异言，莫可适从。岛中有张德顺昌大者，杜门谢客，笃好古书，顾家贫少书，手不释卷，而所见者不能博。然性恬静精密，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余遂邀而馆之，与之讲究序次成编，名之曰《兹山鱼谱》。旁及于海禽、海菜，以资后人之考验。顾余固陋，或已见本草而不闻其名,或旧无其名而无所可考者，太半也。只凭俗呼，俚不堪读者，辄敢创立其名。后之君子因是而修润之，则是书也，于治病、利用、理财、数家固应有资，而亦以补诗人博依之所不及尔。嘉庆甲戌，冽水丁若铨书。

按上文所言，兹山本名是黑山，因黑山之名“幽晦可怖”，所以丁若铨及其家人才改称“兹山”，“兹”也是“黑”之意。黑山岛位于朝鲜半岛西南角之处，今属全罗南道新安郡。离黑山岛约38千米的地方还有名为“牛耳岛”的岛屿，在丁若铨生活的时代，人们也把兹山称为“大黑山岛”，而把“牛耳岛”称为“小黑山岛”。中国典籍亦记载了该岛，按《宋史·高丽传》所言，“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山过岛屿，诘曲嶕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这里提到的“墨山”即“黑山”，《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为“黑山”。黑山岛是宋人从浙江赴高丽的必经之地，不过宋朝灭亡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更依赖北方陆上交通路线，黑山岛渐失交通要冲的地位。

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居于大海之中，交通不便的黑山岛历来被用作流配犯人之地。影片开头出现的垂帘听政的大妃即贞纯王后金氏（1745-1805），她的兄长金龟柱（1740-1786）在正祖李祘（1776-1800在位）即位后被指为阻碍正祖即位的罪人而被流配黑山岛。贞纯王后及其背后支持势力不可能不清楚黑山岛艰苦的生活条件，把丁若铨流配该处，显然暗含了故意折磨他的意图。

《兹山鱼谱》，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手抄本

丁若铨被贬黑山岛的背后，其实是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遭到信奉性理学的执政势力强力镇压的历史。早在1784年，李承薰（1756-1801）随担任使团书状官的父亲李东郁（1739-？）赴清，在北京天主堂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天主教徒。这一年也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开教元年。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后，主要在受西人排挤、政治基础薄弱的南人党以及民众间传播，一度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丁若铨、丁若钟（1760-1801）、丁若镛（1762-1836）三兄弟在党派上亦属于南人党，并受姻戚李蘗（1754-1785）的影响而接触到天主教。1791年，爆发了珍山（今属忠清南道锦山郡）的南人尹持忠（1759-1791）与权尚然（1751-1791）烧掉祖先牌位，采用天主教仪礼的事件，即“珍山事件”，老论僻派借此大举打击南人以及南人党领袖蔡济恭。正祖李祘虽然处死了尹、权二人，但并没有将事件扩大化。

1800年正祖李祘突然去世，贞纯王后金氏垂帘听政，朝鲜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天主教成了贞纯王后与其支持势力——西人僻派打击政敌的重要借口。1801年春，贞纯王后下令肃清天主教，大量天主教徒被处死或流配，这次事件也被称为“辛酉教狱”，丁若钟即死于这次教狱。此外，一些王室宗亲与外戚也受到波及，如思悼世子李愃的庶子恩彦君李䄄（1755-1801），他因妻子宋氏与儿媳申氏是天主教徒的缘故被牵连处死，惠庆宫洪氏的弟弟洪乐任（1741-1801）亦被指为天主教徒而被处决。早在1794年，清朝神父周文谟随归国的朝鲜使团进入朝鲜半岛，后来一直留在朝鲜传教。虽然1795年朝鲜官方就获知周文谟入朝传教之事，但他躲在信徒家中，免遭厄运。不过此事亦在“辛酉教狱”审问过程中被发觉，周文谟被逮捕并遭处决。朝鲜官方还搜到了黄嗣永（1775-1801）等朝鲜信徒试图通过北京天主堂，捎给罗马天主教廷的信件，这封书信就是“黄嗣永帛书”。黄嗣永在帛书中提出包括请西洋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朝廷接受天主教等六项建议。朝鲜朝廷发现这封帛书后，大惊失色，派出使团携带《讨邪逆奏文》上告清廷。然而清廷却不以为意，也不相信朝鲜叛党与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

按丁若镛所作《先仲氏墓志铭》的说法，主导肃清的洪羲运、李基庆等人的最主要打击目标是他本人。洪羲运的主张是：“杀了千人，不杀丁若镛，将安用之？”不过朝鲜朝廷最终认为丁若铨、丁若镛与“黄嗣永帛书”事件无关，免除了二人的死罪而分别发配黑山岛与康津县（今全罗南道康津郡）。丁若铨、丁若镛兄弟从汉阳出发，同赴流配之地，在罗州城北栗亭店分别，从此再无相见之日。

按丁若镛的记载，丁若铨入岛后，“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骄贵相加。岛氓大悦，争相为主。”看起来丁若铨与当地人相处得较为愉快，当地人也乐意把他迎接到家中。与电影中展示的由当地人负担丁若铨衣食之资的景象不同，实际上丁若铨的开销是由他自己支付。按后人对亦曾被贬至黑山岛的崔益铉（1833-1907）的流配生活的记载，“黑山大小岛，本无迁客支供之例，类多自费。而先生至是，正切在陈之忧，不得已为塾师资食之计。”即按黑山岛的惯例，流配之人的开销由其自费负担，与当地无涉。但在黑山岛这样的偏远之地，罕见文化水平较高的读书人，这些流配之人可以向当地人教文授课，从而用自己的学识赚取生活所需。崔益铉以担任塾师来谋生糊口，丁若铨亦是如此。丁若铨“谪居黑山之七年，有童子五六人，从而学书史，既而构草屋数间，榜之曰‘沙村书室’。”虽然黑山岛生活条件恶劣，但丁若铨对这种与当地人相处愉快的生活也流露出满意之色，他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因遣兴未论才。凉颷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鴈欲回。小屋青山侵席冷，四邻白酒捧杯催。樵儿钓叟懽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沙浦小集次杜韵》）

正是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电影把张昌大描绘成向丁若铨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关系。但按丁若铨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所言，他对张昌大的态度是“遂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虽然丁若铨也说张昌大“家贫少书”，但考虑到十九世纪初黑山岛的社会经济状况，张昌大的家庭能允许他“杜门谢客，笃好古书”，已经证明他的家庭绝不是社会底层，而是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富之家。此外，丁若铨也未明确记载张昌大的职业是渔夫，仅简略提到他对“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黑山岛地处海中，靠海吃海，张昌大即便不是渔夫，由于日常所见所闻，应该对鱼类有较多了解，加上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丁若铨才会做出“其言为可信”的判断。丁若铨曾作诗寄给张昌大，诗云：“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忽忽初更话，悠悠隔海音。何当穷日夜，到底理源深。”（《寄张昌大》）在丁若铨看来，张昌大是一位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士交往，也是苦闷流配生活中的慰藉。而影片在张昌大身世上多有发挥，称他本是两班张氏家族的庶子，不被生父承认，跟随丁若铨学文识字后才获得生父的认可，并通过生父的帮助得以参加科举考试，并体验了一段官宦生活，近距离接触到朝鲜基层吏治的腐败。不过这一段纯粹是编剧与导演为深化影片主题而加入的想象，并无明确的史料依据。

《漂海始末》，全罗南道新安文化院藏手抄本

影片中段演绎了丁若铨、张昌大与当地人文淳得会面，听文淳得讲述此前漂流到琉球、吕宋诸地故事的一幕。听完故事后，丁若铨觉得此事值得记录下来，所以写下《漂海始末》一文。丁若镛的门人李纲会（1789-？）在《云谷船说》中提到：“淳得业商者也，虽无文字，为人慧能。岁壬戌，淳得漂到中山地，即琉球，自中山发舶还国，又漂至吕宋。吕宋者，海外番国也。福建、红毛、西洋等诸舶互相通商，其船制亦多妙解。自吕发舶顺风十一日，始抵广东澳门者，西南海舶辐辏之地也。”在朝鲜王朝晚期，朝鲜朝廷与琉球等地并无直接官方往来，朝鲜人想要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大多通过书籍间接获得知识，或是通过燕行使臣在北京与这些地方的使臣进行交流。偶尔发生的船难、漂流对当事人来说虽是一场灾难，但也开启了他们直接踏上异国之地，了解异国之情的可能。

文淳得于1801年阴历十二月出海，次年正月遭遇风难漂至琉球，从琉球出发回国时又遇风难，再漂至吕宋，又到澳门等地，后来一路往北直到北京，跟随朝鲜赍咨官回国。待他回到家乡，已是1805年正月了。《漂海始末》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日记，逐日记录了文淳得的经历；其二是文淳得滞留琉球与吕宋期间对当地风俗的观察，包括风俗、海舶、物产等内容；其三是用汉字表意，再用谚文（古韩文）标记出琉球、吕宋的语言。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会吕宋语，曾受朝廷之命为漂到朝鲜的吕宋人充当翻译也不是虚言。按《朝鲜纯祖实录》所载，“罗州黑山岛人文顺得，漂入吕宋国，见该国人形貌衣冠，其方言亦有所录来者。而漂留人容服，大略相似，试以吕宋国方言问答, 则节节脗合。”不过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因该次翻译出色被朝廷授予“嘉善大夫”的赏赐之事则有移花接木之嫌。实际上直到1835年，文淳得才通过“纳粟”的方式获得这一位阶。

文淳得纳粟帖，新安郡南平文氏家藏

丁若铨花费心血认真记录文淳得的经历已然昭示他认为文的经历非常重要，有利于拓展见闻与学习外国的长处。如在《海舶》一节，丁若铨仔细记录了琉球海船与吕宋海船的样式与优点，这其实也是朝鲜在造船时可以学习的地方。实际上，丁若铨不论是编纂《玆山鱼谱》，还是记录《漂海始末》，乃至因目睹岛上松政的弊端而撰写《松政私议》，无一不是他重视“利用厚生”的实学学术倾向的反映。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一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的荒唐景象常常上演。但沉溺于性理学的两班们只懂高谈与实际的国家治理相距甚远的“理”“气”“性”等概念，一边享受奢侈的生活，一边纵容胥吏们盘剥百姓。这些只会高谈概念的两班们其实也不懂税收、铸币、松政（朝鲜把松树视为贵重资源，种植养护松树之事即松政）等具体之事，往往委派胥吏们全权处理。有鉴于此，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才会撰写如《玆山鱼谱》《松政私议》《牧民心书》《经世遗表》等一系列或有助于“利用厚生”，或有助于“牧民”的实用之书。然而可惜的是，丁氏兄弟的这些书籍在当时并未受到执政者的重视，直到后世才有人才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并把丁若镛奉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

《兹山鱼谱》讲述朝鲜王朝末期，天主教文明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应该由中国拍出来的电影，却韩国拍了。

确实，甚至历史都是如此的相似。我马上就想到与影片中朝鲜丁氏兄弟相对应的明代常熟瞿氏，中国第一位天主教徒和他的兄弟的故事。

丁氏为五兄弟，若铨、若锺、若镛在本片中出现；

瞿氏为四兄弟，汝稷、汝夔、汝说，在我要叙述的此案中关涉较大。

瞿氏为江南大族，瞿景淳、瞿汝说、瞿式耜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瞿汝夔为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因与长嫂通奸被家族除名，游荡至广东遇传教士利玛窦，与其成为挚友，在其影响下入教。

瞿汝稷为汝夔之长兄，属于阳明后学之泰州学派，受业与太仓管东溟，与钱谦益同为东溟门下高足。醉心禅佛，以禅证儒。

家中排行第四的瞿汝说及其子瞿式耜亦入天主教。

当时明末背景之下，儒释道三教合一，逐渐趋同，学者多以佛老解释儒家经典，又恰逢天主教传入，欲与儒教结合实现本土化，故实际上形成了四教融合的奇观盛景，此时的新奉耶教的士大夫

徘徊在中西传统之间，犹如首鼠两端的两头蛇。研究这段思想史是颇为有趣的，我硕士期间因为做过一些瞿汝稷、钱谦益之师管东溟的思想研究，便微微涉及到这个领域。其实若要把这段历史影视化，比《兹山鱼谱》故事更为有趣、庞杂、引人深思的多。

中国有这样的故事，却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可悲可叹。我曾在豆瓣仔细搜寻统计，想找到一些可看的中国古装电影（除掉武侠、神魔、戏曲这种特殊类型片之外的普通电影），评分最高的是《笔中情》8.5分，然而这不过是一部表演非常程式化、剧情非常烂俗的才子佳人的故事。除此之外，古装电影更乏善可陈，倒是电视剧有一些《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这样的精品。台湾去中国化，早已不拍古装片，日本的大河剧历史剧也日渐式微，古装电影也多是上个世纪经常搞的武士题材。而今东亚文化圈，仍然如此认认真真拍古装电影的，恐怕只有韩国了。

非常喜欢近几年韩国电影的片名风格，看起来漫不经心、摸不着头脑但实际又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很酷。比如这部《兹山鱼谱》，不了解韩国历史的人肯定是不知所云。比如同样在第57届百想艺术大赏拿了大奖的《三振集团英语托业班》，韩影最近少有的女性题材电影，有我很喜欢的李絮。再比如《建筑学概论》，是一部不错的爱情电影。

《兹山鱼谱》是一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的著名文献，是韩国古代最全面和详尽的鱼类学书籍，历史地位很高。电影讲述的就是本书作者的故事。主人公丁若铨年少时，因父亲去京城为官而来到汉阳，接受了阳明学，后又对西学和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事天主教活动。1801年，朝鲜发生了大规模镇压天主教的“辛酉邪狱”，丁若铨三兄弟的命运也发生改变。丁若钟被杀死，丁若铨和丁若镛被流配。来到黑山岛上的丁若铨，安然接受命运，并对这里的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写一本关于海洋生物的书籍。岛上的青年渔夫张昌大一心读圣贤书，想要考取功名，丁若铨与昌大互相协助，一个读书，一个著书。

编导最厉害的能力就是于细微处见大义，这也是韩国历史题材电影最精彩的地方。一部书，三两个人物，可以铺排成一段气韵悠长的苍凉传说。电影根据《兹山鱼谱》序言改编，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但也加入大量的虚构情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有意把丁若铨和张昌大塑造成既为师徒又互为对照的人物。丁若铨，功成名就，宦海沉浮，思想开放，心系苍生；张昌大，底层草民，家徒四壁，忠厚勤恳，渴望改变。

丁若铨问，为什么读书。张昌大答，为了活得像样一点。

古代朝鲜和古代中国一样，读圣贤书，考科举，做大官，是底层人突破阶层、向上流动的几乎唯一途径。对书本的崇拜背后都是对成功的期待。电影里经常引用《大学》开篇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昌大在昏暗油灯旁，捧着书本，反复诵读的时候，他期待的大概不是“至善”，而是“功名”。

读书，书本，知识，被简约为“成功”的代名词。

八零甚至九零一代大概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从小学到高中，上学读书都是头等大事，拿名次，得奖状，全家光荣；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榜上提名，家里最大的期待就是上大学，当大官，有出息；步入社会，酒文化，茶文化，圈子文化，办公室文化，潜规则，托关系，走门路，难得糊涂，权钱交易，溜须拍马，栽赃陷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些书上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成了生活日常，而且美其名曰“社会大学”“生存智慧”。

学的是“真善美”，做的是“假恶丑”，学习知识成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高效方式。曾经的手不释卷，早已变成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电影中出现的“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频频上演。权贵阶层高谈阔论，不理世事，胥吏狐假虎威，盘剥百姓。穷苦百姓唯一能抗衡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生命。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坏”制度下也会有善政，“好”制度里也会有恶行。所有的善恶都是人创造的。

如果你欣然接受，可能就像电影后半段靠学问成名后的昌大，终于看到人生曙光，接受曾经嫌弃他的父亲抛来的橄榄枝，“想抓泥鳅，自己要进泥塘” ，跻身儒林，研究仕途，推杯换盏，卖官鬻爵，鱼肉百姓。你会心安理得，因为这是你艰苦付出应得的回报。

如果你坚决拒绝，可能会像电影里的丁氏兄弟，为了心中执着的信念，抛洒热血，蹉跎前途，穷困潦倒，依然不坠青云之志，安贫乐道，笃志躬行。你会光明磊落，因为这是你一直追求的知行合一本真人生。

电影中的丁若铨代表一种理想人物，思想开明，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会问昌大：“为什么你们就是负责钓鱼，我们就只是负责吃鱼呢”。东西思想交融和启发使他能跳脱出来，重新思考国家、君臣、人生和学问。他的“离经叛道”注定了不被理解，他的真诚耿直注定了郁郁终身。

张昌大实际上完成了两次启蒙。儒家经典和出人头地的梦想，让他精进学问，增益才智，一展身手；西学思想和官场现实，让他明辨是非，回归本心，如梦初醒。

知识是双刃剑，丁若铨和张昌大都靠掌握知识的秘诀一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因为信赖知识的纯洁不能同流合污而放逐自我。个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无力无能的。他们意识到了，所以他们愿赌服输。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没有，现实意义上，他们都失败了。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有，命运最终是被他们自己掌握了。

知识越多越好吗？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曾有一段经典的“铁屋子理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然而最终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是文化启蒙，批判的武器最终被武器的批判代替。

知识“无用”，但还是可爱的。

家居嫂用朴素的语言说：“种子重要，土地也很重要；播种的父亲重要，辛苦怀胎的母亲也很重要；看了这么多书，这些都不懂吗？孩子们得知道母亲多么不容易，男人也得知道自己婆娘多么不容易。”

因为捡到一个地球仪，丁若铨借机教导昌大：“那些西洋人，明知道世界是圆的，依然相信天主教。所以我也运用圣礼学接纳了西洋的几何学和修理学。圣礼学和西学绝不会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豆瓣上很多朋友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多少带着遗憾，“这种历史题材本该由我们述说，但这是一部韩国电影。”国产电影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文化和题材的所谓归属其实不用过于纠结。人类的文明史已经一万多年，国家和民族只是近二百年的新概念。文化始终是流动的，每个群体都可以采取自己认可的部分接纳吸收，塑造自己的文化。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部电影水墨画般的气质与民贵君轻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韩国”的。学习知识本来应该是让我们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不该用来定高低，别贵贱，分敌友。

导演李濬益接受采访时说：“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兹山鱼谱》是其成果之一。”“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看，那这部电影只是描述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价值观念的对抗，这是关于世界观冲突的故事。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追求新哲学的人。相反，丁若镛以性理学为基础，接受了部分西学。而昌大是想在现有的秩序下取得成功的人物，因此比起丁若铨，他选择了丁若镛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老师的观念冲突、思想的碰撞等等，都以电影的方式讲述着。简单远观，你可以享受两人的友谊，如果深入挖掘文本的话，这将成为一部可以从哲学角度思考的电影。”

电影里的丁若铨说“我所期望的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都可以用，我运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我也容不下，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一个绵延了至少两千年也没有完美解答的问题。

韩国电影越来越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积极发声。制度上韩国有标准西式民主政治的自信与骄傲，但骨子里也许依然东方色彩浓厚：强烈家国情怀，期待明君贤吏。

《兹山鱼谱》用一个非常传统和简朴的故事再一次讨论了人何以安身立命，完美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人还是一代一代继续活下去。“昌大啊，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也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被泥垢污秽沾染，也选择活得像兹山一样，荒凉黯然却生机勃勃自由惬意，也未尝不是有意义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