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女儿想给马套缰绳马却不配合时,我一下子就哭出来,像极了拼命想找个情感寄托的自己。片中马的那个眼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种又理解又同情却又恕难配合的感觉,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想要推开我却又下不去手的人。 二是爸爸对女儿说,如果你就是爱美国我砸锅卖铁也会送你回去,但如果你只是在逃避,到哪里都一样,瞬间泪崩,心被猛扎了一下。看看自己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直在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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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高额的医疗开销,身患癌症的妻子被迫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到台湾治病,在此之前她和丈夫一直保持异国生活。好不容易适应了美国的大女儿,正处在13岁的叛逆成长期,回乡带给她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怎么面对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成绩从全A变成不及格,班上的同学还管她叫“美国女孩”。把背景设置在2003年的《美国女孩》,显然极富话题性:全球语境中的地域流动与文化重塑,母女关系与家庭矛盾,多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疾病(乳腺癌、SARS)的隐喻,“台湾”的身份焦虑等等。这个list还可以写很长。
在阮凤仪的长片首作《美国女孩》亮相台湾之前,同时期正好还有另一部电影,主题也是母女关系、疫情和疾病,那就是来自钟孟宏的《瀑布》。新导演PK实力派,影迷们自然喜闻乐见。《瀑布》呈现给我们的还是那个熟悉的钟孟宏,好像手术刀一样面对家庭的创痛,过滤掉冗余的细节只留下病灶,这些压抑的场景就是被围困的生活的隐喻。“瀑布”既指的是母亲的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是母女之间情感、矛盾不断涌动转换的象征,影片最后也结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泄洪中,上流的水冲击而下,宛如瀑布。
两部影片虽然主题相似,处理方法却完全不同。选择思觉失调的《瀑布》侧重挖掘社会情绪的内在家庭表达,影片中思文从精神崩溃到重新振作的过程,正是个体面对社会性压抑的内在修复。而选择乳腺癌的《美国女孩》则更强调家庭的矛盾冲突和女性的直接压力,好比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段子——“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美国女孩》的对生活艰辛的还原,收获了台湾观众的口碑。但另一方面,这种琐碎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争议,无处不在的冲突究竟是对生活的全面展示,还是叙事的凌乱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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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片之前,阮凤仪的上一部作品是2018年的短片《姊姊》。片中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刚移民到美国,姐姐开始学着异国少女打扮自己,尝试融入华人小孩群体,什么都不懂的妹妹此时成了需要丢掉的“过去”。姐姐偷拿便利店的发饰,妹妹想分享却被拒绝,姐妹大战爆发。妈妈责怪姐姐没有做好榜样,姐姐怪妈妈偏心,把怒气转向妹妹,问她为什么不去死。故事的结尾,姐姐在浴缸里生闷气,妹妹跑来求和,两姐妹的怨气在浴缸里被温水泡开。姐姐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和妹妹一起捏了一个肥皂泡泡,在肥皂泡的晶莹、透亮和无言中,影片结束。
《姊姊》不仅是《美国女孩》的前传,二者还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位关系。《姊姊》讲的是“去美国”,《美国女孩》讲的是“回台湾”。《姊姊》取巧地截取了一个移民家庭的生活切片,在创投会上成长起来的《美国女孩》则把女儿的故事延展为了家庭、社会、时代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片并不是重写,而是扩写。而扩写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到底把边界设在哪里。在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姊姊》只截取了其中一面,在为人称道的惊艳结尾里,肥皂泡泡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少女心事。相比之下,内容丰富的《美国女孩》似乎有点社会议题“过载”。如果每个人都在战斗,每条线都是一种困境展示,那么该从什么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问题。
家庭片不好拍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生活中常常都是些难分是非对错的琐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需要一条有力的精神线索,才能把散乱的生活收束到具体的影像形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片其实就是大型情境装置艺术。在这样的情境艺术中,语言很重要,但又未必是最重要的。在《美国女孩》里,矛盾冲突大都依赖人物描述,姐姐内心情绪的外化并不算成功。反而是在十几分钟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留白,也恰恰是这些无言的场景把姐姐的羡慕、犹豫、愤怒、释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小演员方郁婷很好地塑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形象,但在《美国女孩》中少女的视角还是显得有些模糊,也常常让人产生犹疑,影片到底是要从少女的视角审视生活,还是生活在审视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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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了《过春天》(2018),另一部有关地域流动、家庭矛盾和少女成长的影片。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瀑布》是叙事层面的集中矛盾,那么《过春天》则是影像层面的集中视角。影片讲述了少女佩佩的双城故事,白天去香港上学,晚上回深圳睡觉。无意之间,双城生活的便利让她成为了“水客”,卷入了一段青春冒险中。这部影片的导演粗剪版本是基于群像的客观视角,但剪辑师推翻了这个方案,最终的修改方向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主观视角——所有故事都围绕女主角佩佩展开,所有人物都从佩佩的视角去观察。主观视角镜头和表现情绪的特写镜头增加之后,整部影片的冲击力明显增强。当然,这个联想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过春天》的剪辑修改明显增加了电影的“商业”气质,和《美国女孩》的诉求完全不同。但这个例子至少可以向我们说明,视角对于理解人物、塑造人物的重要性。
视角模糊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整个故事只能通过冲突堆叠冲突的方式来推进。表面上看,“美国女孩”说的是处在文化漩涡中的姐姐,但实际上也指向曾经怀有美国梦的妈妈,既是美国梦的传承与交接,也是母女关系冲突的核心。但影片最大的遗憾也在这里,对“美国女孩”所承载的文化复杂性没有更深入的刻画,“文化冲突”遮蔽了母女之战的真正内核:为什么你要改写我的人生,却又没有能力一直改写下去?母女之间是有怨恨的,怨恨并不是仇恨,而是爱的另一面,是形塑母女关系的重要力量。这种爱恨之间的微妙情感是母女关系比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更难于刻画的重要因素。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中,激烈的冲突和争执并不必然等于好的对手戏。最后的结尾也是如此,如果爱可以化解一切,那么故事也就不必这样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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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导演的长片首作都是拍少女心事,好像少女敏感多变的内心世界天然就是电影的镜像空间。但这完全是误会,比如很多男导演拍的少女故事都更像是幻想的少女,而不是少女的幻想。女导演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会更谨慎,有时候还会选择一种有意为之的平视视角。比如在《嘉年华》(2017)中,文晏用冷静、克制地方式来讲述一桩“少女性侵案”;在《笨鸟》(2017)中,黄骥以散点叙事的方式来讲述少女在校园霸凌和母爱缺失中的孤独成长。在这两部电影中,平视是一种冷漠的疏离,这种冷静的处理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观众形成了对峙。
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嘉年华》和《笨鸟》的冷静常常让我们感到茫然,《瀑布》中的隐喻也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难懂,而《美国女孩》的“失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无处不在的痛苦,岌岌可危的家庭太容易让人如临其境了。但值得反思和追问的,或许正是这种对真实与痛苦的过于具象的表达,因为现实主义的那个“现实”,不是拼贴现实,也不是复制现实,而是追问现实,超越现实。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发表时有改动。
我恨东亚家庭,宛如最后那个明晃晃隐喻的红薯苗,它腐烂,但我靠它活着,窗外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仍置身铁笼子。
体弱的母亲,因为需要赚钱而背井离乡的父亲,瘟疫时心照不宣压下不说但吓到出冷汗的心理疮疤,隔着门听到的无止息的争吵,在心里暗暗发誓不要成为母亲直到某天意识到她便是我,在疫情时因工作离开的父亲与歇斯底里的母亲……而我没有一匹马,我甚至不能想象一匹马,骑马是什么感觉?——“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我可以列举出它少了什么缺了什么可惜在哪里,但我不必,批评的话留待我痛哭过的以后吧,现在我要哭了,没有一匹马。
看完之后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恨意,我恨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恨什么。是该恨每个镜头我都有身体反应该恨在我耳边响起的不止有电影的听觉语言,还有父母永无宁日的争吵,歇斯底里的母亲,背井离乡的父亲。该恨我血管里流过的卑劣残忍与天真,该恨我就是这样的人,在腐烂的红薯上长出苗,被同学霸凌被自卑淹没被不曾停下的自我厌恶侵扰。而与之相对,我那“与回不去的故乡的马一起流泪的”人生甜蜜幻觉剂不过是偷偷捡起别人丢下的漂亮贴纸——直到十年过去我对着成箱的手帐贴纸依然燃起一卷也不能舍弃的热病般的贪婪。
我恨什么,原来我恨我自己。
很难不把《美国女孩》与《瀑布》比较。相似点不只在于两部电影都将重心放在母女矛盾的刻画上,也勾连起本世纪两次最严重的疫情:前者是2003年的非典肺炎,后者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但与单调得近乎概念化的《瀑布》相比,《美国女孩》要丰富得多。它不仅呈现了台湾家庭典型的母女矛盾,同时将中美两国殊异的文化观念置入其中,极好地探讨了中式教育的问题及台湾社会停滞的状况。
芳仪、芳安是两位随病危母亲回台念书的姐妹,两人在美国接受教育,因此思维方式都是美式的。回到台湾,不同观念间的冲突屡屡触发,使得她们冠得了“美国女孩”的称号。一心向往自由的两人由于在台湾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下受到太多规训(训责、控制、体罚……),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回到美国。但她们又很清楚,母亲因为乳腺癌即将离世,意味着姐妹俩只能留在台湾和父亲一起生活。
《瀑布》里的母女肖像借助母亲的精神疾病得到了犀利的刻画,但这也是它的败笔。任何借力于怪力乱神,都扰乱了电影可能对现实生活提出的问询。贾静雯虽然释放了潜在的演技,但她所饰演的母亲与林嘉欣饰演的母亲相比,仍然逊色一筹。原因正在于精神疾病的设定,让《瀑布》变得奇情而刻意。《美国女孩》虽然也类似在母体中引入癌症,但物理性疾病更像现实一种,有更大的发病概率。由此,显出两者的高下。
当家宅中的女性不再接受或承受不了规训,她们便开始患病了。这是《安然无恙》里的卡罗尔发生身上出现的诡异症状:流鼻血、眩晕、无法呼吸……也是《吞咽》里的亨特经常抑制不住自己吞食异物,并从中得到快感。家宅变成一处精神病院。这可不是揭示什么深层现状,而是现实本身。但问题在于,直接把家庭主妇的病认定为精神疾病,是否过于显意而自我受限了呢?
至于金马为何将最佳影片颁给《瀑布》,而不是《美国女孩》,原因可想而知,毕竟《美国女孩》是一部华裔拍摄的电影,况且导演还这么年轻,对台湾社会又多有批评。不过,任何看过阮凤仪此前短片《姊妹》的观众,都清楚导演调度素人演员的才华。阮凤仪尤其擅长呈现女孩间细腻的感情,足以与《九三年夏天》《蜂鸟》想比拟。这是真正的导演才华才能让不懂表演的孩子达到的状态。《美国女孩》对此作了引申,饰演芳仪、芳安的小演员极好地完成导演交予的任务,让人动容。
电影里有一处设计是芳仪将以“对我影响最深的人”为题参加演讲比赛。成绩排名倒数的芳仪想借此机会博得母亲关注。当然,芳仪的主题发言只会是对母亲失职的审视与责难。但到电影最后,由于妹妹感染肺炎留院观察,这次本可以作为收尾的演讲比赛失去了踪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常设计,但也正是这个反常,提升了电影的趣味。因为一场激烈暴发的冲突,母女间敌对的关系转向缓和。芳安也被证明仅仅感染普通肺炎,一家人如释重负。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呢?我想芳仪由此开始懂得了一些人生道理,她切实经历了。
刚刚过去的冬奥会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一举斩获多枚奖牌,成为了本次冬奥会最耀眼新星。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她,即使是说惯了英语,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努力的坚持着用着自己略带北京口音的中文回答。
即使身在异乡,仍不忘赤子之魂,令她吸粉无数。
今天要讲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位从小跟随妈妈去到美国长大的——
此片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
在本周口碑榜位列第一,讲述了一个动人细腻的家庭故事。
03年,莉莉罹患乳腺癌,已经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了五年的她,带着女儿芳仪与芳安回到台湾,接受治疗。
两姐妹刚下飞机,踏上祖国的土地,相互之间还用着流利的英语交流,
一旁的莉莉提醒她们一会儿见到爸爸记得说中文。
显然,芳仪、芳安对突如其来的返乡有些束手无措,
同样,面对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与丈夫宗辉多年的分离,回国的莉莉经受着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情绪极端消极。
阴霾不止笼罩了莉莉一个人,这个墙上爬满了壁癌的小家一时间都变得风雨飘摇。
丈夫宗辉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常常往返大陆与台湾之间,工作繁忙的他在上班间隙还在看抗癌的书。
心系生病妻子的他面对不断地出差也显得心烦意乱。
和许多粗神经线条但心系家人的丈夫形象一样,
与妻女分离多年的他早就已经忘记了女儿们已经过了喜欢去动物园的年纪,也不知道芳安最讨厌番茄酱。
他会在面对女儿要东要西的时候勃然大怒,也会悄悄的把脚踏车买回来;
会抱怨妻子信仰基督无用,但在朋友送他观音时,他却会因为莉莉的信仰而拒绝。
面对成年人如山的压力与挑战,女儿们的烦恼显得稚嫩又无奈。
芳仪回到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就是面对没有发达互联网的老式电脑,
除了互联网,芳仪其实时时都记挂着美国,记挂着邻居家的朋友杰西和她的小马水花,时刻想要回去。
因为在美国成绩优异才可以转学进当地中学的芳仪,还没入学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上学需要穿统一的制服,甚至是一样的发型,在自由成长的环境下长大的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同样面对身份认同困惑的还有更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妹妹芳安,
被路边的小孩讥讽“英文好了不起啊,不还是要补习”。
妹妹更多的难题是源于家庭的分崩离析。
作为在家中话语权最小的“旁观者”,她试图揣测着这个家的一切风吹草动,
叛逆的姐姐试图激化父母的矛盾,使他们离婚后,自己得以回到美国。
对死亡的恐惧,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一切的一切,家中的各位无一不是精神敏感,在爱与恨之间游离徘徊。
爱与恨是矛盾,也是共生。
莉莉会无端地向女儿抱怨,甚至将自己生病的原因都推卸到女儿身上;
但是面对家长会上,其他家长对芳仪的指责,莉莉也会跳出来当众据理力争。
03年,一个与当今时代背景烙印相同的年代,SARS的蔓延也侵入了这个小家,但他却成为了这场家庭矛盾的粘合剂。
妹妹芳安因为一次发热,在医院里被要求集中隔离治疗。
宗辉取消了大陆的工作,芳仪也失去了自己努力了很久的演讲机会。
在脆弱到极点,只有爱才可以将家庭凝聚在一起。
面对在阳台束手无策的莉莉,躲在一旁的芳仪第一次直面妈妈的脆弱,
她也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对妈妈的担忧,自己的脆弱展露给妈妈。
从以《妈妈我恨你》为题,却不愿说与妈妈听的演讲稿,到主动让妈妈帮忙掏耳朵的促膝长谈,
家人永远是最特别的存在,血缘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纽带,而沟通才是加固这一纽带的唯一方式。
《饮食男女》中朱老曾说:“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美国女孩》选择了最能代表台湾电影的家庭片风格。
说到台式家庭片,我们最先回想到的应该就是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
他们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家庭的年轻人身上,
尖锐地观察台湾青少年由现实所导致的心态上的变化。
在对于家庭的表达上,他们采用冷静沉闷的镜头书写家庭叙事主体的变化,
对于台湾“在地性”的表达也由政治、经济、社会转移过渡到文化领域。
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等作品以两代人的视角探寻“大陆的意义”以及“根”究竟在何方,
以“我”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对“大陆”的概念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风柜来的人》里青年一代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边缘人物的挣扎,
伴随着台湾子一代人精神与身体的尴尬处境;
时间来到90 年代,以蔡明亮、李安为首的“新生代导演”延续对台湾家庭中青年一代的“注视”,
并加入了一种“跨文化”与“跨地域”的冲突描写,对传统社会与中国父权文化的思考和探寻。
对于“在地性”的情感表达也趋于平静、温和。
李安家庭三部曲中所塑造的三个“父亲”都由郎雄饰演,实则为同一形象,
从《推手》中父亲老朱对传统伦理的坚持,
到“跨地域”《喜宴》中的高父内敛沉默、妥协退让,
再到最后回归台湾的《饮食男女》中朱老爸彻底无力放弃父权。
原先电影中展示的绝对性的“父权社会”的形式被打破了。
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到近几年新生代导演张艾嘉、钟孟宏、林雅喆等台湾影人,
均以不同的身份体和个人情感倾向,直击东亚社会的内核。
从宏观角度看,家庭是社会中最小的单位,是人类生命进程的起点,情感建构的基础。
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家庭片的“复兴”好像悄然来临,
《孤味》横空出世,一举冲上了豆瓣21年评分最高华语电影的榜单;
由钟孟宏执导的《瀑布》(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也长居口碑榜;
更不必提,《你好,李焕英》以54亿人民币春节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前三。
后疫情时代带给大家的生命的感悟,成为了家庭片复兴的助燃剂。
与此同时,令我们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生命,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事。
*本文作者:浅浅
电影讲述妈妈5年前带俩姐妹离开台湾去美国,后来因为生病,美国看病太贵了,就带着她们回新店。片子拍的很好,没有说教,从细节出发:要剪头发才能去上学的校规,需要拨号才能的网,唱片店里播着jolin的歌,香烟弥漫的网吧,非典的新闻,把你拉回2003年。
记录几个感想比较多的场景。
1 当她们从美国回来的第一晚,妈妈洗完澡,问爸爸:
“你还好吗?”
“不好又怎样?”
“你这几年到底是怎么住的?”
“就这样住啊,怎么住”
异地分居是感情杀手🥷,但很多时候家庭为了赚钱,为了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异地。上一辈很多都是这种选择。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要不要带小朋友出国。但是这意味着我和老公会分开,我可能会受不了孤独。即使我受得了,对方呢?
2 爸爸带着姐姐买书桌,结果买了个化妆台,当化妆台运回来的那一刻,妈妈甩脸,叉手表示不爽,跟姐姐吵完后,对着爸爸说:“你们以为我的梦想就是整天伺候你们啊,没有你们的话,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在讲什么嘛”
“你想去大陆你就去啊”
“这跟这有什么关系”
“我去哪你们都不用管”摔门进房间,跟她刚刚女儿摔门进房间如出一辙。
接着下一幕爸爸出差,妈妈和姐姐在阳台不舍。回到屋内,妹妹对姐姐说:“你就是希望他们离婚,然后你就可以回美国了。”
电影好玩的地方是姐妹两年龄差距有点大,妹妹似乎更懂事,也可能是因为姐姐正好在青春期,两人对家里的变故反应不一样。
3 芳仪和思婷在唱片店里
思婷说生病也是芳仪的妈妈能控制的,芳仪说,是不能,但她能控制要不要随便乱生气。
当妈的才知道,控制生气真的好难,但是我已经努力在学冥想🧘♀️深呼吸了,貌似有一点点用。
4 家长会上,当思婷妈妈表示不想芳仪和自己女儿玩,芳妈妈霸气发言:“有谁乐意考最后一名?成绩不好就是坏小孩吗?如果我的女儿因为成绩好,才配拥有朋友的话,我宁愿她没有这种朋友。”
妈妈在外还是很维护自己女儿的,但是这种时候小朋友一般都不会知道。其实我们应该在孩子做的好的时候多夸夸他们。当他们主动在说学校取得什么成就时,无论多小,也好好夸夸。让爱被看到。
5 老师让姐姐参加演讲比赛:“有时候恨和爱是一体两面”
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所以是不是多爱自己比较好?想想又不对,其实当我们爱时,人会产生一种幸福感,那种感觉会使自己快乐,那就够了,少去期待什么回报,那个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想起之前看的一本书《一念之转》,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我的事,你的事,天的事。我能控制的只有我的事。
6 妈妈和妹妹一起烧纸:
“你要像这样对折哦,这样外公外婆才能拿到钱”
“这些够买新房子吗?”
“应该够吧”
“妈妈受洗后,就不能给外公外婆烧纸钱了”
“那这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
妈妈看了看妹妹说:“妹妹,过来,妈妈想要抱你一下”
7 妈妈看到姐姐的书的每一页的页脚都画了马,明白姐姐想念美国,就带姐妹俩去西餐厅吃冰淇淋,跟她们说想吃什么就吃吧。
这一餐她们真的只吃冰淇淋。当妈妈想拍下这个幸福的瞬间时,姐姐说我现在很丑,不要拍。妹妹说,拍我拍我。
8 爸爸无意中翻到妈妈的临终关怀手册,妈妈又和爸爸提起如果她死了,要让姐姐回美国,爸爸选择了逃避,说,可不可以不要讨论这件事情。妈妈说你以为我不害怕吗?爸爸就想出去抽烟,说今天不是好好的,你硬要讲这件事情,就不能开开心心地过一天吗?
还没睡的姐姐站在他们的房门口听到了谴责妈妈:你一天到晚只说你要死。爸爸摔门,留下妈妈一个人在房内。
妈妈害怕,她放不下,想把死后的一切能处理好,而爸爸不想面对,可能爸爸也怕吧。
这一段让我想起前两天听的樊登读书介绍的《善终守护师》,作者认为,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有三样幸福,这三样幸福是活着的时候体会不到的,只有在临终的时候才会兑现。第一个幸福是,当你能够接受死的时候,会有一股幸福涌出来。当一个人放下了对生的执着,接受了事实之后,才能坦然地与家人告别,卸下肉体安然离去。第二件事叫做“迎接使者一定会到来”,可能也是说做好了某种准备。第三件事是自己计划临终。
片中妈妈的手术很成功,但是她心理上还是很害怕,一直做着死的准备,但是家里人并没有准备好她的离开,希望她能更乐观点。
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没有人愿意开启,讨论。逃避也是一种选择。
9 姐姐参加的演讲主题是《影响我最深的人》,她写的是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成为的是我的母亲,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
她的朋友说:“你这样写,真的好吗?你到底在气你妈什么?”
“我只是觉得她可以做的更好。”
“但,这如果已经是她的最好了呢?”
我们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要求别人,我们拒绝接受,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孩子永远没有心目中的或别人家的那么美好,老公永远没有心目中的或者别人家的那么优秀,老婆永远没有别人家的那么漂亮那么厉害。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在努力,努力比昨天更好点。
10 妹妹住院后,妈妈和姐姐说不能去上学,要跟老师请假,姐姐不爽,因为第二天有演讲比赛,她们的吵架把影片拉到高潮,姐姐责备妈妈说因为她而得癌症,把问题推给别人。妈妈说“你觉得我有选择吗?”姐姐说:“你总是能选择的”妈妈气的去她房间把马的照片扔了,姐姐怒了,两个人打起来。爸爸回来看到指责妈妈,为什么不能和小孩子好好讲话,当姐姐说“你想死就去啊,反正你也没有好好活着,”,爸爸气得开始打姐姐。当妈妈看到爸爸打姐姐,妈妈慌了,抱住了爸爸,打完爸爸走了,妈妈对姐姐说:“妈妈看一下,妈妈对不起”。姐姐摔门出走。
在我自己小时候,妈妈会把选择权交给我,然后说,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开始,我害怕做出选择,因为我害怕我负责不了。每一次选择都要在心中思索很久,或许如果妈妈再说一句,如果你负责不了,还有妈妈,我会更勇敢一点。现在我每次做选择前,会用LG的方法,最差的结果你能接受的了吗?
片中姐姐有一点是对的,她对妈妈说“你总是能选择的。”妈妈为了孩子选择了夫妻分离去美国,为了自己的病,选择了回国。而生病只是意外,但是也让他们一家团聚了,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11 姐姐的演讲稿最后被爸爸发现 了,爸爸说“如果你还是觉得美国比较好的话,就算穷到脱裤子我还是会想办法把你送回去,但是如果你是逃避的话,到哪里都一样”
姐姐回到房间,用手按住了墙上的手印,这一次,她真的回家了。
12 电话通知妹妹只是感冒的肺炎,可以接回去了,妈妈喜极而泣,慌乱的想应该煮什么,爸爸镇定的说去接她,走在楼梯上突然停下来,卸下了所有的压力,坐下抽泣着。
13 妈妈帮姐姐挖耳朵,姐姐问
“妈妈,你还记得你下辈子想当什么吗?”
“不记得了”
“你说你想当男生”
“妈妈,你不要死好不好”
“妈妈很爱你,你知道吗?好爱好爱”
妹妹回来,姐姐下楼接妹妹,The end!
台湾女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内容展现很有生活质感,可惜只开了个好头,家庭人物之间的情境刚描绘完,还没有发展和深入,就简单地结束了。
挺同意波米那句话:当电影的剧情远远落后于现实世界且没有更深层次的表达时,那它就不是合格的。导演消费了太多现实基础,诚然细节设计和表演高于其他同题材作品,但也仅此而已
什么是家?上宀下豕,同一屋檐下吃喝拉撒嬉笑怒骂都在一起的一群猪。事件来了又走,而在经历各种事件后屋檐和猪都还在,这便是家。从这个意义来看,移民、疫情、癌症和日常睚眦都只是黏合剂——正所谓无仇不成家人啊...
大概華人看了都會有點頭和感同身受的時刻吧,不管是在校園還是家庭,甚至是千禧年周杰倫金曲,以及與華人甚至亞洲環境始終無法斬斷的連結。在Covid19下看SARS背景有些奇異的重合感。
女儿想去美国快乐,老公想去大陆挣钱,我身体残破,精神压抑,我怎么办,我保留着家的温存和理想,有人要,我就给他。
也是奇怪了,甚至很难描述这部电影好在哪,并觉得遗憾还挺多的。但是,在看的时候,却又数度落泪。或者,只能说,电影太细腻了,会让人想起很多,她描绘出了很多生活中很常见的真实以及困扰。移民所带来的文化背景问题,其实只是一个设定,但成长的困扰与亲情关系,却是想通的。小女孩确实演得非常好,她让你完全进入了这个故事。
動之以情,家庭每個成員也沒有錯對之分,不煽情寫這個家庭故事,留白處有很多、同一時間有很多伏線,每個人都為家庭付出,只是人有盲點管不了誰高興誰不高興。家庭無論怎樣也要運作,dysfunctional也要運作都要生活,生活很苦但轉化成光,愛大於一切。家人的確是很麻煩的東西,電影觸及到個人的成長、年代,對制度的不滿。阮導的長鏡頭與攝影師拍出一部好作品,遠遠觀察不打擾,喜歡。片尾用到陳綺貞的歌更愛,林嘉欣大愛,林書宇的《百日告別》本身大愛,再監督這部戲要有多細膩敏感才會有這部電影。阮導未來可期,方郁婷有機會成為日後的桂綸鎂,媽啊,成長年代全都是周杰倫。回憶殺
无法言说的愤怒背后是一汪汪泪水。很多年里,我和妈妈也不能好好说话,甚至到现在,我想我也没有给她对陌生人般的宽容和耐心。评论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这种不能好好说话的状态,可有的家庭真的就是这样相处,因为种种原因每个人似乎时刻都是紧张和应激的,母女的愤怒是对命运的愤怒,而不是对彼此,可是我们的情绪总要有个出口,往往最后都是出在了最亲近的人身上。和影片里一样,我们的和解也是从妈妈的屈服开始的。电影里嘉欣最后看着女儿却只有沉默,在被呼唤的时候才回应,让我想起曾经我也是多么混蛋,让妈妈做到这样。孩子的委屈比天大,那妈妈的委屈呢。想到妈妈总有一天也是要离开我的,忍不住哭了很久。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生病发烧,每天担心得寝食难安的也只有妈妈。即使我们没能从一开始就用最好的方式爱彼此,这种爱也已经是终生都无可取代。
妈妈我恨你 恨得写了一篇演讲稿想告诉全世界你有多可恶。妹妹说了“你知道妈妈爱你” 在网络不通 成就不好 被体罚很痛 马儿不肯走很郁闷的背后 这份所谓的爱 我全看不见。最后你又说了一次你很爱很爱我,我才了解 我应该是恨你的 恨的不是你带我去美国又回来毁了我的生活,恨的是你总把自己会死挂在嘴边——大概躺在你大腿彼此第一次身贴身了我才知道 我比谁都更不舍得你死。
我们总是生气自己的母亲做得不够好,但或许她们已经尽力做到她们的最好了。
比預期好看很多,同樣是家庭衝突,處理的比某兩字片簡單有力/劇情鏡頭台詞都很舒服自然,兩位女主角不慍不火的表演我很喜歡/另外也很喜歡年代感的呈現,MSN、部落格、5566護貝卡,蔡依林周杰倫的歌、體罰、排擠、保守的校園風氣,生活在那個年代尾巴的我也有些許共鳴
初回家夜晚被墊高的兩個枕頭,醫院看病放在他手被推開,手術後喂水不注意灑在她身上,開場三場簡單又高效的戲馬上塑造出一個「不貼心事事都幹不好」的丈夫形象。結尾處他瞬間發飆拿起衣架打女兒,對應回上課老師的體罰,再次構建出一個典型的東方式觀念的父親。以賺錢為藉口,自私,突如其來的暴力,卻又在一些微小的時刻,會寵溺女兒的父親,比如給女兒買的腳踏車,以及放棄買書桌買梳妝臺給她。這個長期「缺席」的父親,只能用單向的方式和自己的女兒交流,從未真正理解她。結尾弄耳朵那場戲很厲害,因為前面鋪墊媽媽有幫爸爸弄,同時又是極日常行為。『耳朵』意味著母親與女兒開始真正互相「傾聽」,同時用一種自然的方式拉近身體上的接觸與距離,怪不得海報以此作為視覺,是全片最重要也最核心的一場,靈感〈一一〉?即使這個轉折來得有點不夠自然。
03年的《爷爷泡的茶》在网吧里作为若有若无的BGM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模糊的非典状态~可能是那时候和妹妹一般大的懵懂无知,也可能是当下这个状况的反复无常,一时恍惚。什么中国美国,什么大陆台湾,什么俄罗斯乌克兰,我只记得,那时候,我去网吧,能不搬梯子看到整个世界,那个时候在QQ上随意加个网友都很友善,那个时候能过一个鞭炮此起彼伏,烟花绚烂的年,那个时候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电影电视剧没有删减。可能那时候真的没什么钱,但吃一包夹着辣条的干脆面就能开心一整天,爸妈也没有为了房子哀怨连连。我就看着院子里的那个槐树,想像自己能变成奥特曼~
吵架吵的很真实,每位角色的困境也很真实。但从头吵到尾,剧情白开水,全靠演员的演技把观众情绪调动起来的。林嘉欣演出了妈妈的脆弱,方郁婷演出了“美国女孩”的“不同”。另外,周杰伦的歌放在网吧当BGM太合适了。
文化冲突与代际冲突的深处,其实还是控制与逃避,就像剪不断理还乱的结,牢牢地捆着亲子关系,《美国女孩》细腻之处在于,将家庭里的那些没来由的拧巴悄然地传递给了观众,大多数华人家庭里的人,谁没体验过那种无名的怨气呢!
虽然电影院里不时传出窸窸窣窣的哭泣声,但感觉也就仅限于好哭…感觉很多没有深入聊,只是一笔带过。
掏耳朵的时候,你问我还觉得这里不是家吗,我说你不要死,你说你很爱我。你看,我们没有一句话是在回应对方,就像父亲用错误的马鞭抽打我,我用错误的理由责怪你。在炒饭上浇了错误的番茄酱,往桌上端来错误的果汁。像医院不愿被隔离的病患,马厩不愿被牵走的白马,却明白恨不是爱的反面,恨是爱本身。
我十分想念杨德昌。
2.5 始终停留在吵架-和好的循环结构剧作模式很难触碰到真正的人性痛点,甚至有肥皂剧的嫌疑,文化冲突之类的议题也没有真正展开。以这部电影架设的母题与叙事结构来说,整体的毛病是缺乏一个类似杨德昌式的对台湾社会犀利透彻的剖析视角。
很有意思的,最好的幾個地方,都跟「身體」有關。被打那裡,那位一直格格不入的爸爸才真正像一個爸爸,那也是力度最強的一場。然後她跑去看馬,也是先摸它,要套上籠頭,馬不要,才有了那個對視。她很敏感地,用「身體」感受這個世界,然後在創作裡復刻這些感受,所以不管其他問題,總歸是真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