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楼愚夫

我们像猪一样活着，也会像猪一样死去，就因为我们彼此什么都不是。
2014年的俄罗斯电影，惊现两部俄罗斯民族自黑之作，一部来自安德烈·萨金塞夫，讲述反抗强拆的《利维坦》，另一部则是讲述不得不拆的《危楼愚夫》。两部影片都把自黑的矛头指向处在腐败漩涡的俄罗斯政治体制。
不同于大师之作《利维坦》时长两个半小时的闷声惊雷，《危楼愚夫》依靠几组短长镜头和仅有一个晚上的快节奏叙事把蚕食鲸吞的统治阶层和无可救药的普通百姓羞辱地体无完肤。故事围绕一个政府房产部门的技术工辐射整个俄罗斯的社会阶层，这里有家暴的丈夫、有吸毒少年、有终日喝酒打牌的彪形壮汉，同时还有纸醉金迷的政府要员、官商勾结的地产大亨，一个社会结构中小小的螺丝钉，一个连生活都难以自足的水管技术工，却把两组不同命运的社会阶层连在一起，他像极了计算机程序中的BUG，一出场便制造巨大恐慌。技术工自学成才在检查住宅大楼水管设备时发现这幢楼顷刻间便会毁于一旦，而居住其中的820人如果不及时搬出便会危在旦夕。为此他打通女市长的电话，为正沉浸在生日狂欢中的女市场带去了死亡的讯息。BUG的能量越放越大，当市长、消防局长、警察局长等所有政府要员聚在一起开圆桌会议时，真正的矛盾爆发了。这些所谓的城市良心们按捺不住贪腐事实被揭开的恐惧，撕逼大战一夜之间一触即发。
影片最讽刺的是，唯一具有良心的技术工死里偷生，本来可以亡命天涯，但因为良心的驱使回来解救早被统治者抛弃的820条生命，他一层层疏散群众，一次次告诉大家这是危楼，直到天亮将所有人哄下楼。然而这时，他用生命换来的营救被当作恶作剧，他成了危楼住户群殴的对象，镜头在技术工蜷缩疼痛的身影中淡出，全片结束。
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影。同理，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如果没有最后的拳打脚踢，我们或许会以为腐败是统治层的问题，与我们无关。其实恰恰息息相关，腐败统治下的老百姓已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有可以被改变的可能性，也不再相信他们富有改变这个世界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实施家暴的男人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请少年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楼梯口吸毒，还有终日酗酒打牌的壮丁。电影中的危楼犹如整个俄罗斯臃肿不作为的政治体制，不仅有腐败破裂的统治阶层，还有深住其中的麻木百姓，他们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最漫长、最黑暗的一夜。
技术工临别时对妻子说，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在一起像猪一样地生活，也会像猪一样地死，就因为我们彼此谁都不是。这样的俄罗斯，他会好么？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男主季马在深夜中匆忙地穿上衣服，走出家门走往市长的生日聚会。他走在凄清的路上，双手放在羽绒服的口袋里，他迈出的步子是这样决然而义无反顾。导演用跟拍的长镜头对准季马，清冷的街景渐次后退，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这时候舒缓空灵而又带有一丝魅惑和危险的音乐响起。
       这是影片中最为抒情的段落了，也是我最喜欢的段落。这样的一段，这样的愚夫颇有一股小人物的英雄主义的味道，他走在这条路上，就等于走上了一条一个人对抗整个烂透了的社会体制的“不归路”。
       季马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做事认真政治的人，勇敢而善良，但他却和整个肮脏腐败而又麻木不仁的社会格格不入。他母亲骂他不像个人，他妻子埋怨他，唯一能够理解和支持他的，只有他那个被人排挤行将就木的父亲。电影海报中用红色书写的巨大的“The Fool"异常醒目，讽刺和抨击了的只有这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
      影片剧情数次反转，每次伴随着旋转镜头，剧情就会堕入一个更为黑暗的境地。季马的本意只是想要救下危楼里的居民，却逐步演变成一群政客的厮杀，那些本来还在歌功颂德相互吹捧的政客们，瞬间就撕破脸皮，推卸责任，罔顾生命，甚至火并起来。
      在女市长的生日宴会上，光头男的一篇吹捧的演讲在随后变成了绝佳的讽刺，后来两人先是撕破脸皮后是狼狈为奸；警察局长在会议上说，他的辖区内没有吸毒的，事实上呢，危楼里几个未成年结伴吸毒；本来季马最讨厌的上司费多托夫则成了整个政客圈子中仅存的善意，为季马求情，救了他一命，而他自己和消防队长，则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仅仅是上层社会的腐朽也就罢了，底层民众的愚昧和麻木不仁跟让观众绝望和心寒，这些人才是真正的”The Fool"。季马舍弃逃命的机会，拼了命地挨家挨户地通知楼要塌了。但最后却被这群麻木不仁地愚民们打了一顿，昏了过去。
      天地不仁，在社会体制的牢狱里，每个人都活得像是猪狗一般，每个人都不能幸免，每个人都不是无辜的。前几天看的纪录片《狼群》中的父亲说，“外面的世界太危险，太肮脏，枪支，毒品，如同牢狱一般。”此言不虚。
       季马在逃亡的途中看到危楼下面既没有警察，也没有消防队，政府对八百多的生命置若罔闻。他走下车来，为了一个楼的生命留了下来。同妻子和孩子诀别。影片中有想起了抒情的音乐，如同英雄的悲歌一般。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最后屈原投江而死。
     而本片中的主角季马，作为一篇灰白中唯一警醒的红色，没有死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中，死在了民众的愚昧和麻木里。
     这是一部俄罗斯的影片，但这种故事却不仅仅会发生在俄罗斯，在它的南方某个邻国，甚至连拍这样一部反映现实的片子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一起像猪一样地活着，也会像猪一样得死，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什么都不是。“
     

       2014年上映的俄罗斯电影《危楼愚民》（The Fool）获第67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金豹奖（最佳电影）提名，天主教人道精神奖和堂吉诃德奖特别提名奖。影片叙述了一名俄罗斯普通修水管技术工人，为了拯救危楼中的住户，深夜到访市政官府汇报危楼情况，竟然牵扯出全面溃烂的腐败体制，导致两名官员被枪杀，成为邪恶体制的替罪羊，市长带领剩余官员一起烧毁相关文件。水管工亲历两条生命如何在一夜间化为乌有，死亡与他擦肩而过。在风雪交加的深夜，他的脚步坚定，毅然决然走向那栋危楼，走向危楼里的800多位住户。
       人民在这个国家什么都不是。这个国家只分两种人，一种是夜夜笙歌的贪官污吏；一种是食不果腹，露宿街头的人民。然而，这个国家只容许一种人存在，那就是官员。为了不像猪一样活着，水管工于后半夜进入危楼，挨家挨户去敲醒熟睡中的居民，喊他们赶紧离开大楼。天亮了，在俄罗斯冬天的早晨，他全身湿透，如释重负走出大楼。楼没倒下。他被群殴在地，遭致欺凌。
 
腐败的体制，万恶的人性。
 
       危楼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半个世纪没有维修过，裂缝从一楼一直延伸到九楼，整栋大楼已经倾斜，摇摇欲坠。根据修水管工的知识和经验，危楼熬不过一夜。他连夜向市长汇报，正好遇上市长在官府举办生日宴，热闹非凡，一边歌舞升平，一边歌功颂德，还有喝不完的酒。面对800多条人命，市长说：“我不怕他们一个个死去，就怕800多人一起死。”好聪明的市长，老百姓一个个死去，是国家不可抗力因素造成；800多人一起被压在大楼下，那是重大事故，属于刑事案件。从市长到官员，没有一人第一反应是如何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反倒是相互推卸责任，彼此揭露污点，争相保全自己的利益和性命，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完全不顾危楼里800多人的生死安危。伊甸园中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彼此推卸责任的场面，在现实中重复上演。
       从里到外都开裂的危楼，正是这个国家从外到里都已经腐败烂透的政治体制的写照。岌岌可危的大楼，处于生死边缘的弱势群体，都拜腐败体制所赐。只是体制还不是邪恶的根本所在，万恶之源在乎人心。没有官员去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工人薪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个个只惦记着自己的那些利益得失。一栋危楼，牵扯出了腐败的官僚体制。全面溃烂的腐败体制里没有一个官员能够脱得了干系，没有一个官员是干净的。奥古斯丁（354-430）认为人类自从亚当就犯了罪，人自我中心的欲爱就是天性，人生下来时就有犯罪的倾向，人的罪性一直潜伏在心门口。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当人性遇到腐败的体制，只能刺激人性的恶，恶影响额，成为恶性循环，没有出路，死亡成了唯一的终结。影片中被枪杀的两位官员为危楼来买单，为腐败的体制来买单。而谁又会是下一轮的买单者？
 
酒能抵抗外部的冷，无法卸下人性的寒。
 
       俄罗斯冬天刺骨的寒冷，俄罗斯人通过喝酒来取暖，酒文化是俄罗斯重要文化。可惜，酒也成了制造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之一。影片中水管爆裂时，就是在纹身男人酗酒烂醉后毒打女儿和妻子时发生。当修水管技工冲向市政府办公室，那群官员也在喝酒。当市长得知危楼险象时，她吩咐助手在Party上多放些酒，让那些官员在醉酒时睡去。酒成了麻木心灵的制剂，虽然酒能帮助俄罗斯人抵御外部天气的寒冷，却无法解决俄罗斯严寒的国家体制和无情的人性。
       二十世纪著名的修士，呼吁为世界来默观的修士，也是影响卢云的灵修大师：梅顿（Thomas Merton）在《行动中的默观》（Contemplation in a World of Action） 一书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世界到底有没有问题？他的回答是这个世界既是有问题的，又是没问题的。梅顿所描述的世界是全人类因自身的爱、恨、恐惧、欢欣与盼望、贪婪与残忍、善良、信仰，怀疑所做出的选择与行为以及要承担的责任所构成的。因此，这个世界一方面是恶的，一方面又是善的，这就是世界的矛盾所在，也是人性的矛盾所在。在梅顿看来，人若没有经历更深层次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没有经历自己内在的合一与和平，绝不可能将合一与和平带给他人与世界。因此，世界的根本问题，在乎人。梅顿说：“谁要是尝试服事别人或这个世界，却缺乏深入的自我认识、操守和爱心，将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付出。他只会传递人的自我中心、野心和偏见。”
       当世界出问题时，人总是在外界寻找解决问题的处方。酒成了俄罗斯人抵抗严寒的利器，却也成了桎梏他们生命的牢笼。人性的解药，只能通往内心才能找到。
 
总有少数愚人存在，返照出世界的黑暗。
 
       女市长，真的很聪明，知道如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连栽赃的死人都已经准备好。影片仅存的一点善意，发生在两个官员被枪杀前，其中一个官员要求放修水管技工一条生路。在漫天飞雪的冬夜，这是影片留给观众的一丝温存。修水管技工与死亡擦肩而过，他加快回家的步伐，还没走多远，枪声响起带走了两条性命，在风雪里呼啸而过。利用体制的人，终将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回家，赶紧回家，带着老婆孩子逃离这个国家。他回家了，带着家人上路，他要逃离这个无药可救的国家，人人都活得像猪一样的国家，因为人在这个国家里什么都不是。在车上，妻子自保式的逃离，令修水管技工再次觉醒，他选择独自一个人留下。只为那些什么都不是，又是些什么的人。他们是酒鬼、施暴者、失业者、抽烟吸毒者，赌博者等等，他们是官员口中的垃圾，被视为死在大楼废墟下都不足为惜的渣子，是被唾弃的群体。愚人精神在此达到高峰。
       在电影里，修水管技工的愚人精神不是凭空而出，来自父亲的传承。父亲意味深长地说： “60年来，没有朋友，没有敌人。”百万人去偷，父亲在体制内不去偷，于是被群体排斥，到哪都被绕道而行。父与子，被家中女人骂为无用之徒。二人在楼上看到有还在破坏楼前的公共椅子，一起跑下来赶走野孩子，在雪地里把椅子修好。
       愚人精神，在我们的信仰里，还保有几分？还是早已失去。
 
信仰是最终极的关怀。
 
       影片在最后进一步激化矛盾，令张力凸显，讽刺升级。欲被拯救的800多位住户，成了殴打拯救他们自己的愚民。人群蜂拥而上，再人潮退去，片尾定格在身着红色上衣、蜷缩在地的修水管工。危楼还在。体制、人心一夜间都已倾倒。画面凄惨冷清，却是导演的浓重一笔，俄罗斯人的宗教情感被挑起，俄罗斯民族深邃的信仰再次被唤起。犹如《十二怒汉》最后一幕，那唯一坚持车城青年无罪的陪审员望向飞进窗户的白鸽，镜头扫过俄罗斯东正教圣象画。无疑，东正教信仰始终是俄罗斯社会的最终极关怀，在那还有盼望。
       修水管工是新时代的耶稣代表，如同光进入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拯救罪人，最终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救的也是杀死他的。耶稣没有怨言，义无反顾。在十字架上临死前最后一刻，耶稣对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满身鲜血，鲜红地就像蜷缩在地的修水管技工的红色上衣。他所流出的鲜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修水管技工真的很愚，好像无风无浪时期的诺亚，他告诫周边的人洪水要来，并手作诺亚方舟等待洪水到来，被周遭的人视为愚人。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危楼的裂缝、世界的裂缝，人心的裂缝，愚人来黏合。

文 | 阿嬷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去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来受无可挽救临终痛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这是《<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与钱玄同先生的一段对话，在一个人人麻木昏睡的年代，做一个呐喊的猛士是寂寞又悲哀的。在一个人人说假话的年代，做一个讲真话的正直人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毁灭的。俄罗斯电影《危楼愚夫》（又名《白痴》）讲的便是这样一个「呐喊」的故事。

生活在俄罗斯小镇的迪马·尼基丁是一个正直老实的水管工。除了非同寻常的正直，没有任何值得人称赞的闪光点。一天晚上，发生一起水管爆裂事件，他发现一栋九层大楼因年久失修即将坍塌，全楼八百多人危在旦夕。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拯救之路。

如果按照好莱坞经典叙事的套路，一个正直善良的普通人，一次突发的危险事件，我们的主人公迪马在接下来必定会遭遇重重险阻，然后一一克服，最后成功救下全楼民众，甚至让大楼转危为安，迪马在一系列遭遇中完成某种自我救赎与人生升华，实现从平凡到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英雄之路。

很显然，迪马不是超人，他不过是个正直得有点一根筋的可怜人，他生活的世界也不需要孤胆英雄，那是一个将清醒者打昏，让讲真话的人闭嘴的世界。

◑人人都在偷盗，你为什么不拿？

“你总说我们不需要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从未有东西属于我们。”

从餐桌上母亲对父亲的抱怨，我们可以知道，迪马的正直很大程度上是遗传自父亲，在人人都偷盗的年代依旧严格自律、贫困一生的老实人。他做了一辈子的吊车工，他会主动更换楼道里坏掉的灯泡，修理被年轻人踩坏的公共长椅。他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他活这一世什么都没有。

母亲近乎控诉的抱怨，是她糟糕一生的最后挣扎，很显然，自己和丈夫的人生已接近盖棺定论了，她唯一可以报以希望的便是儿子迪马。他年轻、上进，正在准备工程师考试，人生还存在可能性。

迪马一家人，就像世界上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不违法乱纪，也发不了大财，奔波生计，抱怨生活，耐着性子过完平凡无奇的一生。

如果迪马没有发现大楼墙壁上的那条裂缝，或者发现了也只是像其他人一样，多看两眼便接着过自己的生活去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不幸的是，迪马比一事无成的父亲还要正直，在得知大楼即将坍塌之后，不顾家人劝阻一意孤行，在黑夜中穿行奋战。

他选择做那个在黑夜里呐喊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没有一个人值得拯救

片中两次展现迪马的黑夜穿行，跟着他的身影，我们看到了两重不同的人生，它们都烂透了。

第一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二八定律里那20%的少数者，他们掌管着这座城市的财富、权力和大多数人的生死。

这里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官员不作为，监守自盗，上贿下赂，粉饰太平，整个国家都沉浸在贪污腐败中。当得知危楼即将坍塌时，互相推卸责任，为保住大局，做掉相关局内人，毁尸灭迹，一切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事实上，八个人的死活和八百个人的死活对于当局者来说，只是数字不同而已，他们压根不担心这些人的死活，他们只在乎数字对自己的官位造成的危害。

但在迪马眼里，八百个人便是八百个像他一样活生生的生命，这无疑是天大的事。在知道了当局者的黑暗阴谋后，迪马选择自己去拯救这些人。

而这里又是怎样一重人生呢？迪马冒死去拯救的又是些什么人？

酗酒施暴妻女的丈夫，烂赌成性的懒汉，在楼道吸毒和楼顶做爱的年轻人，无人看管的老人。这里面的每一个人不是被捕就是坐牢，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这是一群被社会放弃同时也自我放弃的人，他们生来贫贱，自甘堕落，麻痹度日，像畜生一样生存着，然后像畜生一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当迪马一层一层楼，一个一个门去敲，告诉他们楼要塌了的时候，他们只是茫然，不知所以地下楼。

他们来到楼下，像久不见天日的蛰伏动物。看着巍然不动的大楼，他们感到自己遭到了戏弄，他们对迪马拳打脚踢，无情踩踏。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家，继续他们的垃圾人生。

烂掉的不止是大楼，而是整个国家，需要拯救的不是嶙峋的躯体，而是病态的灵魂。每一个人都活得像动物，死得像动物，生命无足轻重。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而在一个人人都麻木的年代，孤身呐喊于众而无人回和的猛士犹如白痴，声嘶力竭的模样又是何等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