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2016

石头姐在《爱乐之城》的高潮段落讲了一个故事，她的姑妈“曾经大胆跳进过冬天的河水，赤着脚，纵身一跃，一头扎进塞纳河，河水太冰冷，她打了一个月的喷嚏，但她说，如果重来，她还会再跳一次。” 冰凉、赤脚、塞纳河。这些理想主义的意象那么激烈，每一个都冲撞着额头的血管，听了通头一颤，鼓膜嗡嗡的，好像浑身湿漉漉的，又感觉有点口干舌燥。 有人不会这么讲。他们看见的倒是这些：脱下的鞋子靠在栏杆下头，袜子也是，围观的人吹口哨，硬着头皮扎进去，冻得两腿抽筋，喝了几口咸臭的水，爬上来脚硌得刺疼，丢了头巾，回家还拉了几天肚子。而要是让阿斯哈•法哈蒂来讲，则可能压根不会有这个故事了，他的主人公大约是不会跳塞纳河的，他们会选择更间接的方式，比如像伊莉（《关于伊莉》）那样，站在岸上，帮扑水的人照看小孩子。毕竟他的主人公们都不年轻了，再者，他们的牵挂太多。时常纠结于如何才能不做一件事情，如何避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免得伤人也伤己，如何留一点余地，不把事情挑明。 如今年齿渐长，越发觉得，事情兴许会简简单单开始，却不可能痛痛快快地结束。 于是，现在的我更喜欢阿斯哈•法哈蒂的故事。 “一次”别离，是离不开的，剪不断，理还乱。《过往》里面，几个人都忘不掉过去，过去像风筝，飘远了还想拉回来，越放越远，可总有根线牵着。过去的日子不是抛在后头了，而是都挂在身上，在天上拽着，脚下的路越走越飘。《烟花星期三》说的是未来，女孩下周就要踏进婚姻了，电影最后，她窝在车里，外面是放火度过祆教新年的人们，到处是爆炸、火苗，走出去，很难不引火上身。 《推销员》讲到了现在。 法哈蒂的剧本向来以精巧细腻著称，他每次讲的都不只道德困境，还有困境上空罩着的那团稀薄、迟缓而且挥之不去的乌云，这团乌云偶尔会使冲突暂时偃旗息鼓，却按不住地平线下隆隆的躁动。气氛也因此更加微妙。 从一开始，影片就笼罩着不安。影片第一幕，市政施工撼动了主人公楼房的地基，整栋楼摇摇欲坠，大家纷纷逃离。接下来的段落，是《推销员之死》的戏中戏，威利的大儿子不经意发现了威利的情妇，高大的父亲形象轰然倒塌。在阿瑟•米勒的原剧本里，这个段落让威利的大儿子失去了灯塔，人生轨迹急转直下。看到这里，可能会以为电影会以父权的崩塌、或者某种权威的倒掉为结束，但很不幸，这部电影要说的是，即使它已经岌岌可危了，也不会有什么发生。人们会维护它，一切都会偃旗息鼓，不同的只是人越来越老了，或者，人慢慢变成了牛。 所有人不声不响地搬出政府野蛮施工造成的危房，没有人去维权；蕾娜遭到侵犯，不选择去报警；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公开浏览隐私，却选择忍气吞声。 人是怎么变成牛的呢？ 《牛》是Gholam Hossein Saedi 的一个剧本，后来1969年的同名电影成了伊朗新浪潮赫赫有名的发轫之作。《推销员》里尹麦德给学生放映的那个黑白电影就是《牛》。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哈桑有一头牛，这是全村唯一的牛，这头牛让他有一种特殊的地位，牛占据了他的整个生活。有一次他离开村子，他不在的那段时间，牛死了，乡亲们不敢告诉他，就说牛走失了。哈桑成了没有牛的人，仿佛失去了台柱子，他去牛棚守着，慢慢地，他开始吃草了，像牛一样叫，觉得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牛。村民不忍心，埃斯拉姆和两个村民决定把哈桑送到城里医治，一路上哈桑并不配合，终于，温和的埃斯拉姆失控了，举起鞭子抽打哈桑，喊道“快走，畜生！” 牛是哈桑的面子，虽然是个牲口，却反而圈定了他在社会里的位置，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失去了这头牛，哈桑成了生存意义无处投射的空壳，他只好自己变成这头牛，以自我消化他的意义。而为了帮哈桑恢复人的意识，埃斯拉姆则必须先像奴役一头牛一样驱赶和奴役他。一个人带动另一个人进入荒谬之中，并规训他。意识形态不断地再生产，滚动的车轮无休无止。所有人离不开这个系统，就如同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讲的那个寓言那样，意识形态带给人们的精神障碍，让几乎所有人都迈不开推门出去的那一步。 据说什叶派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很喜欢这个作品。 一些顾忌，可能只是些小小的顾忌，比如面子、身段、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就足以把人重新拉回到这个看起来已经异常的社会里面，顺从和惰性维持着社会，即使它已经老朽、无力，就像《一次别离》里纳德的父亲和《推销员》里施暴的老头一样。没有反抗，甚至很少抱怨，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彼此知道该从哪里适可而止。有选择地交谈，有选择地视而不见。因为从它那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所予求。 因此，在这儿，有点权力的人很容易滑向恶，因为成本低廉。恶好像只是某种失误。巴巴克“豪爽地”把凶宅租给朋友。出租车上的女人警惕坐在旁边的男人，很可能之前遭到过侵犯。尹麦德突然一改之前和蔼的形象，对学生不依不饶。 大家都在说谎。巴巴克表现得跟前租户没什么瓜葛，但看得出他们关系不一般。邻居自称听到下楼的动静就去追凶手，没能追上，但其实凶手只是个脚底受伤、连爬楼都费劲的心脏病老头。老头骗了家人35年，因为他的猝死，这个骗局永远没人拆穿。 推销员威利的悲剧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个平庸的人。可话说回来，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就不是悲剧吗？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悲剧是一个人没有特别地做好事，也没有特别地做坏事。电影里，《推销员之死》成了人们释放情绪的管道。在戏里，他们的腰更直，可以哭，可以大声承认“他们把我当作空气，我一无是处，一无是处”。可以冲巴巴克拍桌子发怒。甚至可以哀悼，哀悼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 推销员威利已经死了，但是男女主角还活着。片尾，他们在卸妆，把老年威利的皱纹擦掉，也许最悲哀的是，两个人这时候还年轻。还有一个一个日子在前头等着。 铺妆。补妆。卸妆。生活永不止息。 要补充一句，《推销员》打破了伊朗的首周周末票房纪录。一定有人问，这样一部电影是如何通过审查而且在国内公映的。就阿巴斯的标准看，这恰好证明《推销员》的艺术成就：“如果审查官不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被剪掉，那就说明这部电影是一部好电影。如果一部电影被审查官剪掉了一部分，那它本来就应该剪掉，因为审查官居然看懂了！” 似乎一谈到伊朗电影，就必须谈谈电影审查。伊朗的电影审查向以严格著称。纳帕西就曾经说：“在伊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有80%用在与官方谈判，获得批准，20%用在拍电影上。” 于是总有人认为脱下镣铐，会比戴着镣铐跳舞更好看些。其实真的未必。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电影迅速衰落，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突然转变，资金不足，再一个就是电影审查的屏障被攻破了，没了配额制和统购统销，又有国外竞争，国产片无法收回成本。伊朗的优势在于，自从两伊战争后期以来，当局一直支持本土的电影创作，对外国电影引入有严格的限制，缺乏外部竞争，这给伊朗的本土创作提供了避风港，电影作者可以避开好莱坞的影响，拍出自己的特色。 伊朗电影所以在国际上屡有斩获，一是其质量高，自成一体，再者是官方的力量不可小视，有“法拉比基金会”扶持青年电影人，为导演提供资金，国家有专门的机构帮着选送国际影展，打通电影节的关节。 伊朗的电影审查一共有四个步骤，前期如果剧本和卡司通过了审查，整个拍片和制作过程审查机构是不会干涉的，制作完成后，剪辑后的样片送审，审查机构决定是通过、删减还是禁映。伊朗文化的特点本就是委婉，很少单刀直入，先是寒暄，恭维，慢慢再切入正题。在应付审查上，电影导演也有自己的技巧，比如应付前期审查的阴阳剧本，对于后期审查，则故意在样片中剪进几个审查官能轻易发现的违禁镜头，好让其他更隐晦的段落暗渡陈仓。当然，像纳帕西那样存心与审查制度硬碰硬的拼命三郎就要另说了。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禁令，比如留胡子的男人不能扮演反面角色，不能有过于欢快的音乐，男女不能有肢体接触，电影里男人跟女人见面，为了避免握手，两人中肯定会有一个手上提着东西。 儿童电影可以规避很多伦理方面的审查，而且能得到“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的支持，所以不少导演选择拍摄儿童片。少有外来资本的介入，伊朗电影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法，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自然光、现场录音、长镜头、开放式结尾，是大部分伊朗电影的共同特点。伊朗电影大都是小成本制作，像《一次别离》只花了30万美元。 在这个体系里，不少导演游刃有余，受它的约束，也得到它给的便利。阿巴斯就认为，没有限制，就没有中东的生活，伊斯兰革命之前那四年，伊朗电影人没有拍出多少作品。“没有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待，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的限制是什么。我不想借此说明限制是好的，或者说限制应当存在，但是它伴随着我们成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不仅仅是我的专业，在所有领域里都是如此：限制让人们更有创造力。” 伊朗有句谚语：果实丰硕的树都是弯曲的。也许这句谚语不只有一层意思。 已刊2017.03.06“虹膜”公号

宽容的本质与价值

显然，《推销员》（فروشنده 2016）这部电影是讲“宽容”这个主题的。“宽容”是当今世界普受关注的伦理问题之一，因而本片备受国际电影节的青睐是情理之中的事。“宽容”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解读，我想有两项内容都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它本质，二是它的价值。前者关乎宽容行为的主体和动机，即宽容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的不宽容，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不安全社会环境及其造成的心理恐惧；后者是表明践行这一伦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那么，上述二个方面内容在本片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宽容的本质。男主角伊玛德是个中学教师，本是个心地善良之人。当大楼要倒塌时，他关照哭泣的小孩和卧病在床的病人；看到前任租客是个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时，他便动了恻隐之心，在是否要清空前租客占用的房间问题上，他态度明显不比妻子强硬，在晚上下雨时，他还主动照顾那些被清出的东西。他也是个大度、能站在别人角度替别人着想之人。当他被拼车的女乘客侮慢时，他不仅不以为意，还为这位侮慢之人的不当行为找寻正当的理由。他并不是那种道德感非常强的人，他的道德底线是显然高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否则他也不会将别人认为不适合孩子看的书捐给学校图书馆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妻子拉娜被歹徒袭击又不打算报警后，他应当会遵从妻子的意愿的，但为什么结果变成了他强烈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去报警呢？原因在于他受到了他人的影响。一次是他到车库挪歹徒车时，碰到一位女邻居，强烈建议他报警；一次是他打扫楼道时，另一位女邻居再次要求他报警。于是他在妻子意愿和邻居态度之间变得极度烦躁，他感到不对歹徒做点什么都无法跟邻居们交待。此外，他朋友们对事件的态度也他决定采取报复行动的重要因素。显然他的不宽容态度并非来自他本性，而是社会不宽容的结果。

当然，从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邻居都赞成报警的，比如其中一位要求报警的女邻居的丈夫就赞成拉娜不报警的做法，这又如何解释呢？其实这只是表明男女对解决同样问题的态度稍有不同而已。这位不主张报警的男邻居只是不想让公权力介入而导致事件复杂化且造成当事人二次伤害而已，但他是主张私力救济的。所以，我们仍可以说，不宽容的态度是普遍的，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女性安全感弱于男性是他们解决问题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基于安全问题的担忧、消除潜在威胁所带来的恐惧可能是造成社会不宽容的心理根源。

宽容与痛苦总量的减少。对于受到袭击的女主拉娜来说，她遭受痛苦是肯定的，也只有她才最有资格谈宽容问题，她丈夫的痛苦是间接的，更多是社会的态度给他造成的耻辱感。整体来看，她主张宽容不主张报复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不宽容带来的只是痛苦量的增加，不仅对她自己，也对丈夫、歹徒一家人而言。事情发生后，她不报警虽可免受二次心理伤害，但心理阴影是存在的，比如不敢独自上厕所独自呆在家里，所以她首先想要的是重新租房子离开这个伤心地，然而，她丈夫为了抓歹徒对她的这一意愿并不作出积极反应，所以，她谴责丈夫“不干正事”。在她这里，当务之急的“正事”是消除心理恐惧，而不是不放手已无可改变之事。丈夫的不宽容不仅没减少她的痛苦，也使他自己终日痛苦不堪。她知道丈夫的痛苦还在于邻居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这就很难让她有隐私可言，所以，逃离是保护隐私的最好办法。丈夫誓要找到歹徒，这让他心情不佳，不仅开车差点出事，他也迁怒到别人，影响到演出的正常进行。就算房东巴巴克跟前任租客关系暧昧，那也不是你无端指责的理由。当她丈夫找到肇事者，他想报复，但被她阻止，这使无辜之人免受了不必要的伤害。虽然她丈夫仍要惩罚肇事者，但一巴掌的结果也并没有让他余气尽消，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吧，不知道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但至少可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虽然，宽容侵害者，有基于宗教信仰的因素，但阻止更多人知道此事是保护隐私的必要措施，显然，她的行为宽容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宽容与心之自由。除了减少痛苦外，宽容价值还在于“心之自由”。报复之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它不可能带来心之自由。正如在剧中剧中，拉娜所说的： “我们不再欠别人任何东西，我们终于自由了”，减少“亏欠感”是使我们获得心之自由的重要途径。然而，伊玛德最后对肇事者的那一巴掌，不仅没有让他释然，反而使肇事者心脏病复发，无论肇事者最终是否死亡，他们都会感到有愧于他的家人，所以，拉娜非常无奈，她只能通过剧中剧来告白：“我已不再哭泣，你为何还要那样做？”（文/石板栽花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

Ps.感谢@塔拉Tala翻译的本片中文字幕！

[《推销员》中有不小的篇幅用在《推销员之死》的话剧片段上，其实这个反讽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梦的戏剧与这部电影的故事几乎毫不相干，是两条完全不相干的平行线。可是法哈蒂将它们强制并行，你会发现西化的伊朗知识分子依然困在伊朗的现实里，他们的的尴尬困境，不仅是道德困境，也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困境、教育困境、文化困境。危险破旧的建筑，突发的被袭事件，作为老师的开明与虚伪，以及35年传统婚姻背后的不堪，都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被抽丝剥茧，但法哈蒂并没有决定全力反击，他抱着深刻地同情宽厚地对待这些困境中的人们，对当下既不想全盘推翻，也不想艰难为继，既焦虑又冷静，可是没有答案。他也需要道路。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无人知晓单元第8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推销员》，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推销员人生如戏的抓马评价了！

果树：

还是那个会讲故事的法哈蒂，但这次的剧作未能逃出过于戏剧的嫌疑。

我们敏熙：

生活难道真的只能如此无奈吗？这部漏洞很大。

fire_storm：

比过往好，但法哈迪的剧作已经变得如此戏剧化，格局太小戏却太多。推销员之死在片中的作用太小，缺乏与剧情的照应。

汤达人：

即使不强加我的道德观来判断，这部的戏剧性如此刻意，漏洞如此多也是够可以了。

Berger：

法哈蒂的剧本令人称赞，他的编剧能力很大程度来自训练与观察，编剧必修。

Sylvia.Y：

人性在道德面前进退两难，结果往往善有恶报。

法罗岛岛主：

同是法哈蒂的奥外作品，《一次别离》的剧情就流畅到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推销员》相较之便显松散，唯一的优势是他跳脱出了《一次别离》中对伊朗社会的剖析，后半段对峙戏中连珠炮式的人性审判，视野从伊朗的人文、宗教一下拉升到普世性问题的高度，不留余地的将人这种生物最难以启齿的一面撕开让大家“观赏”，骤起骤落的节奏带领着观众的情绪跌宕起伏，时刻准备直面失控。

血腥爱情故事：

法哈蒂珍的很喜欢设计各种drama，但是在这部中略显刻意了一点。

我略知她一二：

陷入道德困境的男人和惨遭恐怖袭击的女人，毫无意义的精神指控和冷漠暴力促成了天理循环的残酷报应。事实与真相到底是取决于被害者还是施暴者，旁观者又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不得而知。暴力的种子总会生根发芽，每个人的口水和眼神都是对它最好的肥料。如果我们无法逃避，就让我们接受现实，而不是用牺牲道义来促成真相。

#FIFF6#DAY8的无人知晓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撇开在伊朗社会，一个女性的尊严可能无足轻重这个可能性不谈，这个事件最大的巧合就在于施害者同时也是个弱者。天性中的同情心让我们原谅弱者的过错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而错把这种满足感当成救赎，让我们有机会在心里暗暗地当一把假想上帝。尽管电影最终没有以一种很清晰的方式展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当弱者的过错超过我们的接受范围时，这种无原则的宽容并不能解决心里的芥蒂，在一种息事宁人的表象下，很可能恨意会发酵，如果不能被从一种正义的渠道发泄出来，它很可能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爆发出来。 复仇让人成为了野兽，无原则的原谅可能让人成为弗兰肯斯坦。 复仇是种明码标价的剧毒，是个大门敞开的地狱，像把明晃晃的匕首，避之不及，只有你主动选择它时，它的痛与恶才能开始施展威力；但是还有一种布置成天堂模样的地狱，不是那种会让你一脚踩空的陷阱，却让你缓慢沉沦，就像是用湿毛巾捂住了你的神经，知觉还在，却无处潜逃。 对痛苦不要选择遗忘，对折磨不要选择原谅，对超出自己道德韧性之过错不要选择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