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看到评论里一片赞扬血性的呼喊声，还是决定来煞煞风景。
    赛德克人的血性，在开始屠杀之前也曾打动了我，太阳旗摇起，赛德克人以赴死的决心出发时，也感动到我眼中涌泪。
    反抗是一定的，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与其因为殴打了某个恶毒的日本人而被灭掉部落，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让你也付出代价，重新找回我骨子里的骄傲，挺起被压弯了的腰杆。
    可是，最后的屠杀场景，看得我头皮发麻，让我想起75，想起314。
血性是骄傲地反抗，可如果这反抗是不分男女老幼的屠杀，对手无寸铁者、无辜者不加区别的屠杀，我真的很难接受。即便以血祭为借口，为什么无辜者也要做祭品？就只是因为她们是日本人么？若被屠杀的对象换成汉人，你们还会为这血性击掌叫好么？
     民族主义是个可怕的东西，异族中的一些人欺辱了自己，仇恨会指向异族所有的人。平时是朋友又怎么样，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又怎么样，当仇恨爆发时，没有人不该死，要怪只怪你自己是异族。
     这场景没法不让我联想到家乡发生的惨案，它让我又明白了一点那些暴行的缘起。但明白不等于理解，只让我更加痛恨盲目的民族主义。在你们仇日仇韩仇菲仇美的时候，知道自己也被其它人仇视着吗？甚至是仇恨到同样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拿刀戳进你的身体，即使昨天你们还笑着打过招呼。
     所以，对不起，我欣赏不了他们的血性。即便自己怀有必死的觉悟，也不是将无辜者当做祭品的理由。同样的评价献给这部推崇血性和民族精神的电影，民族精神走向极端只会成为暴行和偏执的遮羞布而已。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赛德克•巴莱》是一部史诗片。它讲述的这段历史，在台湾的历史课本书上据说是一笔带过的；而大部分大陆观众，在这部电影之前对它大概都是一无所知。
影片叙述的“雾社事件”，发生在1930年10月27日，是台湾原住民中的赛德克族人与日本殖民者之间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的一次爆发。对历史的描写，这部电影在某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做到了忠实的：电影并没有着力刻画日本人的残暴，也没有刻意回避赛德克族人屠杀日本妇孺的残忍（当然，“残忍”“屠杀”都是我们站在自己文明的角度上的用词）。如果你要看《赛德克•巴莱》，你最好跳出你现在所处的文明，否则类似的情节是你无法接受的。
这不是一个关于“为保卫国家而战”的故事。它所讲述的，并不是日军如何残忍而愚蠢，我方爱国志士如何机智应对并歼灭之，而是英勇的赛德克人，为了祖传的信仰，为了自己的猎场，与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杀戮。在自己的文明即将消亡的时候，赛德克人选择了用血性的方式，保持自己的骄傲。如果这是一次反抗，那么它不是为了胜利。因为在一开始，赛德克人就注定是失败的，他们自己也清楚日本人机枪飞机和大炮的强大。但是，为了祖祖辈辈守护的图腾，为了见到彩虹桥另一端的的“祖灵”，他们必须血染双手，最后让自己的鲜血洒向祖传的猎场。他们的准则也很清楚：你不能以文明的名义，让我们卑躬屈膝——哪怕是野蛮，也有野蛮的骄傲！
随着原住民的“野蛮”被现代社会的文明所同化，时至今日，宝岛台湾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图腾还记得猎场了吧。《赛德克•巴莱》发出了属于远去的英雄们的声音，让人们知道这样的灵魂曾经存在于大地之上，他们生来是为了战斗，是为了祖先的骄傲。因此，作为一部台湾电影，“寻根”是其主要目的——寻找原住民的文明之根。
而用更广阔的视野看这电影，它讨论的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消解。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文明产生，文明逝去，强大先进的文明把弱小落后的文明吞并，都是很常见的事。一个文明的失去，必将会留下一段挽歌。挽歌只能是悲伤的情绪，只不过有的激烈，有的温和。而属于赛德克人的这一首，明显是血性悲壮的挽歌，电影对其报以怜悯和尊敬的态度。他们反抗日本人带过来的现代文明，因为这样的文明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没有使他们生活得更好，“反倒让人看见自己有多贫穷”。
电影里的主角们，其实都是一些处在一个文明的行将消亡的时刻的人，都有这样的窘境：明明知道自己对猎场的消失图腾的逝去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他们毕竟是山林间长大战斗中成长的人，怎能忘得了过去？怎能输掉自己的灵魂？“输掉灵魂的赛德克一定会遭到祖灵的遗弃！”
电影有着很多大陆电影所不能比的诚意，电影背后的故事，其精彩一点也不必电影本身差。魏德圣导演为了这部电影所做的隐忍、积累和付出，说明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追求的导演，值得我们尊敬和感动。筹备十余年，一边借钱一边拍，几乎耗尽自己所有资产，最终耗资七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7亿），虽然并不完美，但带来的震撼远胜于大陆某导演耗资6亿人民币拍摄的《金陵十三钗》。
最后说说电影的版本。
台湾版分上下两集，上集《太阳旗》144分钟，主要塑造了莫那•鲁道的形象；下集《彩虹桥》，132分钟，塑造的是赛德克人群像。由于在电影上倾注的心血太多，导演魏德圣似乎不愿意浪费拍摄到的素材，导致共计276分钟的电影，在某些部分——特别是下集里略显拖沓。影片2011年上映后，在台湾票房不佳，未能盈利——但并不影响其成为一部伟大的台湾电影，至少，它是至今台湾影史投资最大的电影。
该电影次年（2012年）在大陆上映，考虑到市场因素，电影上下集合映，剪辑为一个153分钟的版本。相比台湾版，大陆版更加紧凑，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精简版；缺点是过于以“抗日”为卖点，删去了一些塑造赛德克族文化的部分，添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片尾字幕。在大陆，本片票房依然不佳，市场表现远远不及同年进入大陆市场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但是，电影向来不是以票房论成败的。《赛德克•巴莱》这样逆商业大流而上的电影，必然在华语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正当这部影片出现资金困难的时候，导演竟然跟演员借钱，很多台湾的歌手都借钱了这位导演。名字我就不说了，我看的不是因为谁借钱，而是这部电影拍的确实很不错。
我不是想说台湾的电影是如何的好，但是内地的电影除了请个大导演和多花钱砸出个自我安慰的金鸡奖还有什么？
好吧，我承认老谋子的才华，也不否认过他的电影。但是如今的中国电影是不是应该检讨下了，好片拍不出就算了，还层出不穷的烂片，话说商业片泛滥的当今影坛，至少还有台湾电影，他们不商业，他们很低调，他们也不炒作，不请大牌，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一一，海角七号，和如今的赛德克，这些电影还是很值得看的。

  實在讓我想起各路各門大牛之其一位關於台灣民主化的迷思及台灣人身份認同的異化之異化的觀點。足見魏勝德此番對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充據思索：
  截取某種意義向面，則賽德克人才系較真正的台灣人，日本人則處於侵植者的位置上，而當下意義的台灣人，也就是外省人，某種意義上則滑動在本島人及被霓虹近代化或接受近代化思潮的移民之人群其間。所以，對於原住民來講，外省人跟日本人都算侵入者，只是侵蝕程度有差別罷了——阿扁當年能大獲全勝很大程度拜于凝聚這種島民心理是也。但是，正如目前業已發生的糾結的現實現象，外省人的政治智慧與能力才系台灣島民主與獨立的骨幹，同理向前回溯，台灣原住民面臨的矛盾的情形是，他們已必然性的與外來移民乃至日本人產生了較有利、積極方面的共融現象——賽德克人也并不想純粹的野蠻下去，祖靈之歌所象徵的榮耀，無一不是部族自律“文明”化的信號。進一步來說，其實很明顯，在日本人侵入之前，賽德克人并不是一個整體與同一的概念，雖然語言相通、習俗相近，但這種同質性畢竟是文化客體定義的後果，而如果不想僅從文化後果主義的角度來看，則對於“賽德克”人而言，欺詐與仇殺隨時隨刻相伴相生，米澤、荷戈與馬赫坡的幾個部落間矛盾則尤其尖銳。但恰恰由於日本近代化的滲透，加強了賽德克人的文化反省及持存意志，致使最後幾部聯合、反擊日治，也正在這時，賽德克民族感與台灣原住民的“公民”認同感才得以真正地形成與固著。結果，對駐紮在霧社的日本警察及其家庭的無差別屠戮，最後基本上導致一種同勝利成正比的情感及價值的認同自損的後果，因為它通過屠殺的行為既在確立亦在毀掉自身的民族文化認同感。我想這種複雜的悖反，至今仍舊是台灣人糾結心靈結構的一狀映寫，他們的身份層次在斷斷數十年間快速地疊合了複雜的層次，以至於清晰的各種民族記憶與其各種想像的民族認同感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及錯亂的分裂——我是台灣人，而台灣人是誰，我是誰？在原住民與移民間的不同祖靈觀間擺渡，在祖靈觀與日本人退行的近代化間擺渡，在土著的台灣人、移民的台灣人、近代化的台灣人間擺渡...這種中合想必也是當代台灣人的潛意識的關於自我認同的夢魘。也許，單從政治前途來論，台灣民主制真的沒有什麽未來。然而，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台灣政制卻具有深遠的內涵，你知道這世上有一種荒島式的民主主義嗎——浪子融入土著的家庭之中，卻雙重地流留失所。越意圖保證台灣的民主與獨立，民族認同感卻越在增強式地自損，除了外省移民及日本人的近代化層次，又別忘了最重要的，台灣的“民主”同時也有民國的孫文+一眾知識分子的肇源，而事實上，民國就是一個近代化、中體西用了的大中國是也——不是說西化的國家就必定被所謂的歐米下了套，只見那日本恰恰系以尊皇為利器走向近代化、資本主義及固著民族國家觀念的。
  從《海角七號》起，魏勝德就有一種折中主義的傾向。所以不難相像，太陽旗和彩虹橋最終一定達成了共契的意象——事實上，日本向台灣島輸送了大量的平民、教育和醫療工作者，想當時的日本對滿洲國與台灣算是在政策和態度皆最“溫和”的了。然而，爲什麽日本沒有控制住陸軍的暴走，而像伊藤博文這種保守主義與普世主義並重的溫和的尊皇派，乃至犬養毅那樣開啟民友及民主化的存在，卻紛紛折翼了呢——其中的一個原因，必定是受敞開國門后的近代露西亞乃至所謂的西方世界的壓抑和羞辱甚深大是也。還記得日俄海戰后，日本的勝利也曾激起現下“大韓民國”之開國英雄的高度讚揚嗎？哪怕，後來朝韓之分界，已令對當時同一個朝鮮島的英雄感到深度困惑。漫長地歷史性的附屬國與受壓迫的命運，導致固形帝國民族觀念的日本首次看到了一雪前恥的機會，但在陸軍徹底暴走前，它的出發點其實很簡單，茍不進攻朝鮮，則露西亞必佔，則日本島亦危矣——其實，當時是在滿洲的陸軍先行擅自佔領之的。而朝鮮島和日本帝國，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起點，無一不經歷了上述的本土古典傳統與近代性之先天衝突的靈魂分裂現象的衝擊——朝鮮人的民族複雜性在於其受到東北民族漫長的歷史性的遷移和演繹之密切影響。大概在漢代，所謂的“韓國人”（這個稱謂實在是個笑謬）就絕多跟肅慎、勿吉、挹婁等共融，后與契丹亦有一定程度關聯，隋唐時代作為藩鎮，必與靺鞨人有姻配與交換關係...種種以上才糾聯構成高句麗這一“族群邦國”而不系“民族國家”是也（請諒我目前的民族學知識尚淺、舉不出更充裕的依據來）。綜上，日本為滿洲、台灣和朝鮮島除卻帶來侵略、同化，還送來或反激動起了它們的近代化，而恰恰由此間所引發的靈魂撕裂與身份認同的迷惘之問題，才正是日、韓、台及現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皆在以不同具體經歷跟相通的心理結構所反復經歷著的。魏勝德最後想找到的共契感，大概即于斯，只是內陸國民與具有複雜內涵的台灣人乃至日本人的共契發生的更為間接，基本上是在畫外的場域中演繹罷了。
  此間世人，概括之（當然這現象極其複雜，實然不能如是簡單概括，但不甚精透此方面，故只好簡化之），有天朝黃漢范兒的，有赤共范兒的，有中體西用的，有西體中用的，有排日排韓的，有親日親韓的，有排韓親日的，有排日親韓的，有結合君主共和及自由主義去建構現代性古國的，有華夏古典傳統的本體論還原主義，有大民族主義的，有族群自治+聯邦意向的，有這些複雜的進行邏輯配合或混亂外在粘合的...我是個政治學2B，又總是在旁偏的縱路上、不斷發現善或理性的善先天與權力密不可分，即使後者不可能是它全部的內涵，然自起初，這廂就毫無近代日本語境下的強迫性或帝國主義性的“共榮圈”之意圖，然又不會也強制地不能逃避道德動機必然在主體間的複雜關係中產生對立後果的現象。然而，卻正因業已總結于以上綜述，則或否儘量克服并超越此間和這廂結癥呢，無論怎樣、種種，我仍然對一個祛獨裁主義、而又有價值層次和系譜以不止於導致混亂自由的那種東亞共和圈，充滿希望——它可以不是一種國家制度，但它可以是我貓頭鷹之國的、關於文化和學術的蔓延型形態。其實即便如此，反復的挫敗也總是宿命。但在最後的最後，叔至少能表意說，嗯，它不會實現，但這是我的觀點、系譜、價值和態度。這是我的理想和夢想，它即使不提供實體，但提供我存在的基質和動力。

台湾版分上下两部，上部《太阳旗》尤其精彩，下部则有些乏善可陈，本文仅对上部略在评说。

土著人有其独特的生存法则，开篇的打猎镜头与猎头画面直观地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生存法则。当没有外来人群的冲击时，他们对猎头与被猎头都有着仪式般的尊重。这是他们的生活，男人在山里找猎，女人守住家门，等待归来的或者不再归来的丈夫。成人礼、舞蹈、山歌所有的一切都有着大山的雄浑与灵气。如果没有外来族群的干涉，他们或许会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然而，历史的扭转，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得土著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逆转的与无法阻挡的现代文明在强大的火力推进下，瞬间便将土著人坚持了不知有多少世纪的传统蹂躏的粉碎。

由于土著人没有国的观念，只有族的观念，所以当面临日本入侵时表现出来的对“异族人”的蔑视更象是守卫自己的猎场不被侵犯，而不是卫国的高大情操。他们的反侵略的斗争初始并非是为了自由，直到他们被征服之后受尽压迫下的屈辱才激起土著人对自由的渴望。

莫那是从原始走向屈辱的见证者，而作为首领其忍让与耻辱感更胜他人。然而，他却一忍几十年，直到最后率领族人发起雾社之战。电影对反抗之心的演化交待得不够，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个被关了几十年的雄狮在生命将尽的最后时刻突然爆发，他怀念过去的自由，怀念血祭的味道，怀念猎头的豪爽生活。雾社事件中对普通人，尤其是妇女与儿童的残杀似乎洗刷掉了许多正义的力量。夹杂在压迫与反抗之间的普通人往往成为牺牲品，这已经不是新鲜的诊断。即便推到中国古代，官僚集团压榨尽民脂民膏的时候，妇女与儿童也享受着荣华富贵，当一朝沦落之时，妇女沦为婢，儿童沦为奴的惨状也屡见不鲜。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去理解当年台湾土著人的做法与理想有些不太合适。然而，与他们无法摆脱自身观念的影响一样，我们也无法退去自己身上披着的文明去融入他们的观念。

就是两种无法融合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雾社的残杀事件。

电影尽可能多地给出各个年龄段的土著人、每个种族之间的人的相异处，试图用复杂的人性与文明来讲述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导演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虽然许多人物扁平，但莫那鲁道、土著警察花冈一郎、巴万的角色塑造是十分成功的。

莫那鲁道青年时期桀骜不驯，既当英雄又当首领。电影中有一个情节赤裸裸地展示了他的性格。在他们伏击屯巴拉社人员的时候，有一族人冲到他的前面去被他击中，他狠狠地盯着受伤的族人说：“没有人能冲到我前面去！”年轻时的他是霸道的，然而，在与日本抗争失败后，他无奈地选择了屈服，一忍就是几十年。虽然中年的他仍旧保有着头领的部分尊严，但在日本警察面前仍旧是只能求人的角色。在溪边见彩虹遇父灵一节，他内心的兽性被彻底激发，从而走向殉道之路。他是从自由走向不自由的最直接的体验者，是从一级头领走向受日本人统治的二级头领的直接受害者。可惜电影没有在人物内心戏上给他以更多的表演空间，上部的后半部分，莫那鲁道在歌声中完成从屈服到反抗的升华，而我们也就在那些美妙的歌声中见证了血腥的暴发。

花冈一郎是最具有矛盾心理的人，也是在手法上处理比较出色的一个人。可惜的是，他从一个受日本教育的怀疑论者到土著精神的信奉者的转变略显突兀，我们很少能够从电影中找到转变的确切轨迹。不过，即使这样，他仍旧是电影中少有的丰满人物之一，其内心戏通过肢体语言的表达令人动容。而他也是文明与文明碰撞间出现的第一代矛盾体，即，日本人统治不好么？有学校、医院等现代设施不好么？他是被日本人统治的土著当中的受益者，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警察，有着自己的居所，有着美满的家庭。除却他土著人的标签，他的一切近乎完美。所以，他会怀疑，我们为什么要反抗？他是已经被日本文明同化了的一个人，然而，最后他却义无所顾地投入到了反日本人的斗争之中，而促使他做出最终选择的恰恰是他身上的土著标签。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可以注意，即使花冈一郎起了个日本名字，当着日本人的警察，他受到的最大质疑也是族人们在雨街上对他的嘲讽，而没有把他打成“赛德克奸”。或许也就是族人们没有将其完全划到敌对的一方去，才给了他犹豫与矛盾的机会，最终选择站在赛德克的一边，走向最终的败亡。

小巴万的角色是电影中最令人震动的一个角色。我们把他与儿童红十字军、红小兵联系起来似乎并不为过。这个角色也是电影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角色，最为成功的角色。这恰恰因为儿童角色的成功不得不让人反思，成年人的世界一不小心就会将儿童引入到一条不归路上。小巴万在学校里受欺负，老师打过他。当赛巴克族人起事的时候，他带领族里的孩子将老师刺死，将躲藏的妇女与儿童刺死，以血祭祖灵的名义。这是一种对血腥的信仰，也是一种纯真的信仰。就是因为纯真，所以，他才会义无反顾，拿别人的生命成就自己的英雄声名。当年的儿童红十字军何尝不是对宗教的纯真信仰？当年的红小兵又何尝不是对领袖的纯真信仰？在孩子的眼里，有时候血腥是纯真的，那鲜血直流的场面与白雪一样让人激动，而不是生畏。当孩子被某种信仰激发后，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被煽动，更容易残暴，更容易肆意虐杀。当我看到那些妇女与儿童，其中包括他的同学们惊恐的眼神时，当看到血液泼红了门窗时，内心是复杂的。小巴万既是行凶者也是受害者，而我们又不得不说信仰难道错了么？只好说，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时间为了信仰做了错误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让我至今仍感动的。赛巴克的族人们去山上砍树，恰逢雨过出虹。他们在彩虹的陪伴下，跳起多年未跳的舞蹈，唱起多年未唱的歌曲，那一刻他们是自由的。那一刻他们是纯真的，只为着彩虹般的纯真的心。我多想他们可以一直跳下去啊，能够不为血腥、不为杀虐、不为反抗而自由地跳下去。

然而，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要么耻辱地被文明同化下去，要么为了自己的文明图腾“血性”战斗至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剩下的每一种选择，都是为自由的殡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