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足迹

隐居多少年，还是有人找到我，一顶高帽就把我忽悠来了
听译《Das Leben der Anderen》，一开始以为是爱情片，那肯定不难啊，再一看德语简介，完了，彻底疯了
早就不会做轴了，硬着头皮上吧，别人看电影时不会太注意的一句话，要反反复复听几十遍，也只有偏执狂爱做字幕吧
如果各位看官是下载的字幕，恰巧又是一个叫“低调”的人听译的，请你们尊重它吧，这是我一包大卫杜夫+无数杯咖啡+几夜不眠不休的成果啊！！！

PS:众望所归，这个电影捧得了小金人的最佳外语
下载的人多了，找到这里的人也多了，要解释几件事情
1.因为当时时间紧，我又是德语听译的，当然个人水平也是有限，有些地方难免有出入，我觉得正确率85%吧，其中有个关于东德领导人的笑话，我翻得不好，内行人可以试着理解一下
2.有人说没有看到翻译屏幕信息：比如文件、时间地点、书名，我这个要喊冤枉了，因为我确实做了，但是是双字幕，如果要看要挂两个字幕，发布的时候斑竹没有添进去。我自己在射手也发布了一个，是全的，有双字幕的，想看的朋友可以去下
3.现在有很多媒体都想介绍字幕人，字幕组，您也知道我的ID是什么，这只是兴趣爱好，没啥可说的，呵呵，所以请回吧~

这个片子我觉得属于一般的德国片，主体入流，演员功力非凡，所以大获全胜
但是德国人自觉自省的精神，是值得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学习的，包括我们的父辈- -

【后记】
后来去柏林，住在东火车站附近，那里离著名的酒吧区不远
天天走的街就是拍摄《窃听风暴》的地方，女主角倒下的地方现在是警察局
有一天跟德国朋友一起走过时，又一次问起他们那个关于领导人的笑话
他们说完全没有印象了，里面有过笑话吗？我想这个要等牛人来解答了

回到北京，大大小小的饭局，说起来自己学过几年德语，翻过几本书
别人好像反应寡淡，朋友帮我介绍说：她是字幕组的，《窃听风暴》知道么
大家才纷纷称赞起来，看来做一部好的电影比翻书还厉害，呵呵
我是个与ID出入太大的人了吧，为了这份“不低调”，我也要做下去的吧

就算全世界都对《窃听风暴》交口称赞，假如一定有人跳出来唱反调，说那其实是一部失败的电影，那么，这个人多半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然而，假如没有这个馆长，《窃听风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便不会彰显。这是一部必须对照着来看的电影，唯有对照了史实与影片，才会让你在观影完毕之后仍久坐不起，无言以对，饱受震撼，才会明了真正的残酷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只要看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明白这不是一个随意挑选的年份——忠心耿耿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瑞曼。维斯勒的请求与文化部长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德瑞曼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克丽斯塔，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克丽斯塔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维斯勒的心理及动机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瑞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克丽斯塔的魅力亦令他有所动心。
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瑞曼夫妻的生活。然而，维斯勒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窃听的过程中，他的人性逐步复苏。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瑞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忍不住流下热泪。就在德瑞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瑞曼夫妻，并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作为今年的热门影片，《窃听风暴》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欧洲电影最佳影片、年度男主角和年度编剧三大奖项，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确，《窃听风暴》有着奥斯卡青睐的一切元素：东德题材、悬念迭起、人性复苏、善良战胜了邪恶……总之，一个杀手动了情的故事，一个东德版的《杀手莱昂》，美国人喜欢的类型。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吗？当然，可以说，一开始冷酷得仿佛固若金汤的维斯勒，其人性复苏的转折太快太轻易，影片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似乎不够严密，然而，缺憾仅只于此吗？
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筹备9年，于33岁推出处女作剧情长片《窃听风暴》，初试啼声，一举成名。该片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对，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因为《窃听风暴》而昭示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最强大的震惊：杀手没有动情，人性没有复苏，善良没有战胜邪恶。多纳士马克说，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当年的人们：你，是有选择的。然而事实是，没有人选择良心。电影越温情，现实越残酷。多纳士马克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他应该在影片结束后打上字幕，告诉观众：这段温情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个愿望从来不曾实现过。这样，这部电影才完整，才，够狠。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德文名字叫Leben Der Anderen,Das （看不懂），英文叫The Lives of Others，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别人的生活》，或者为了突出窃听，可以叫做《活人秀》，这些都符合英文名原意。不过实际上中文被翻成了《窃听风暴》，奔着电影会有什么大场面的人一定会失望，而想看看有深度的电影的人往往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滤过不计了。还好，豆瓣上也有人“又名”《别人的生活》，狗熊所见略同。

监听特工 Wiesler （HGW XX/7） 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工作要求他严谨冷酷，他几乎没有笑脸。他本来在培训特工的学校里当教授，一个在安全局任高官的朋友想请他出马，监听东德的那些不听话的作家。他答应了官员的邀请，监听作家 Dreyman 。除了监听，见老板（就是他在安全局的朋友），回家休息，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他偶尔也会雇佣妓女来满足性需求，他有一次甚至要求妓女能够留下来多陪他一会儿，也许这个外表严酷的人需要一些关怀。

也许正是由于人情关怀的缺乏，才使他对作家 Dreayman 的生活起了同情之心，并开始慢慢在监听报告中造假，保护起作家来。相对 Wiesler, Dreayman 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而 Wiesler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做爱，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这并不表示 Wiesler 不想拥有丰富的生活。正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来之内心深处的向往，使他同情和保护起 Dreayman. 如果说 Wiesler 是正统的东德，冷酷而无趣，那么 Dreayman 就是包在东德内的自由领土西柏林。在严酷的东德，Dreayman 和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还保留着真正的生活。Wiesler 的东德向往 Dreayman 的西柏林般的生活，虽然这暂时是别人的生活（点题），但是内心的愿望是挡不住的，所以柏林墙倒塌了。

在封禁的东德，安全局高官（Wielser的老板），这个秘密机关的头子，在Wielser 给他假报告的情况下，却一直相信着他的朋友，是因为 Wielser 掩盖的太出色？其实 Wielser 至少有一次出岔子的地方，但是这个情报头子似乎智商降低，一直相信 Wielser 。这个情报头子至少还会信任朋友。

文艺部长是个色鬼加坏蛋，但是他对女主角的喜爱却是真心的。导演完全可以将他描述成一个恶棍，但是最后这个文艺部长在柏林墙推倒之后，还在后台听女主角以前演过的话剧。

Dreayman 在发现是 Wiesler 在保护自己之后，曾找过他，但最后他并没有打破 Wiesler 平静的后两德时代的生活。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为了纪念 HGW XX/7”。这本书写的应该是 Wiesler 的生活。在这本书里，“别人的生活”指的是 Wiesler 的生活，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 － 在 Dreayman 看来，这是值得书写的精彩生活。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近年来的几部优秀的德国电影，或写人或叙事，都带着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反思。无论是残酷的二战，还是荒谬的冷战时期，在批判和否定之余，更多了一层人性化的考量。
　　《窃听风暴》描述的是八十年代的东德，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国家安全局扮演着重要又特殊的角色。影片的主人公维思勒（代号ＨＧＷ　ＸＸ／７）就是为其服务的一名经验丰富的窃听人员。他现在离开了一线，在授课培训新的情报人员，但在已经当领导的前同事的邀请下，又重新出山，去监听一对作家演员夫妇。
　　影片一开始，就从维思勒的授课以及大段当年审讯时的穿插画面，表现了他的冷静和专业。而到作家安装窃听设备的过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在窃听的过程里，也渐渐的起了变化。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真挚和丰富的情感，有着直击心灵的震撼。当他在无人的时候，走进他们的家，看到那些他听到的事物，钢笔，沙拉叉，感觉亲切而奇妙。他偷偷拿走了作家的诗集，并为之感动。他热爱那位美丽的演员妻子，在她无奈痛苦的时候，他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给她鼓励和支持。与之对应的是他自己的孤独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他无法回答失去爸爸的孩子的问题，而按钟点办事的妓女是无法宽慰他的。
　　虽然受到了影响，但他依然尽职的做着他的工作。直到上司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无论你做什么，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尽管尽公职守，但任何情感的流露，都可能给他带来杀生之祸。他考虑到自身的安危，也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荒谬和缺失。他藏起了原本要上交的报告，并开始为作家他们做起了掩护。
　　最后，在躲过了上司的怀疑的同时，维思勒偷偷拿走了那台作为重要物证的打字机。对作家的调查因没有证据，而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维思勒被调去查验信件。和他一起干拆信工作的，还有那位在食堂里开国家领导人玩笑的年轻情报员。
　　以作家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现实里，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是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重要威胁。他们被监视、被窃听，从没有创作自由，到甚至没有人身自由。有人沉默，有人反抗，艺术家之间也相互指责，但其实每个人都是无奈的。那位受人尊敬的被禁了已经六年的老导演的自杀，将矛盾激化到最高点。作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冒险发表了让人震惊的“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向世人宣告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而作为告密者的妻子，虽然她有著名演员以及作家妻子的特殊身份，但她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背负着告密者恶名的数量庞大的社会存在。从出卖自己，到出卖别人，你可以说她不够勇敢和坚定，但不该亵渎其灵魂原本的纯洁和坚韧。死亡，是一种最无望的告别。但在那一瞬的碰撞和迷乱里，带着让人思索的自我救赎。
　　后来，柏林墙被推翻。再后来，两德统一。
　　在剧院里，作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他的妻子。逃到剧场外，他遇见了当年的死对头前文化部长。在交谈里，作家惊奇的发现他自以为安全的家其实被严密的监控着。回到家，他寻找着窃听器，疯狂，愤怒，更有一丝事后的不寒而栗。影片没有纠缠于对过去的控诉，而是顺着线索，让作家去寻找自己没有被发现的原因。他在档案资料里发现了监听他的“ＨＧＷ　ＸＸ／７”，当找到他人的时候，作家却止步了。
　　两年后，作家出版了名为《一个好人的奏鸣曲》的书，献给“ＨＧＷ　ＸＸ／７”。
　　最后是意味深长让人感慨良多的一幕。由拆信变成送信的维思勒，经过书店时，发现了作家的新书。他买了一本，书店的伙计问他是不是要包起来送人，他说不用是给自己的。是啊！这书不仅是作家献给他的礼物，也是他自己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下的一份温暖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