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曾经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放给比我大许多、在那个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朋友看，他们对姜文很不屑，他怎么还玩这小孩的把戏呢，一点儿都不真实，那时候谁有那样浪漫的日子呢。我就说，特定地点、特点身份的一群少年可能就是那样过来的吧，那是王朔和姜文的少年。其实我的话未说完，姜文在他的电影里玩了一个花招，他的重点不在故事，讲故事的同时又通过马小军的口不断否定着故事的真实性，用中国人少见的荒诞手法，以及浪漫的光影，不确定的叙述，恍惚的氛围，告诉我们，那可能也不是姜文自己的少年。他否定了个人叙事的真实性，却又重建了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少年时代，一种那个时代的少年都曾在心底憧憬过的充满生命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更真实。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诞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却是严守法度的中国电影一个未曾有过的创举，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终于登上了前台。我由此喜欢上了姜文的电影，特别是他对于回忆的颠覆和重新发现。

等待多年之后，姜文带来了《鬼子来了》。这次风格大变，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与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良善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

   至今仍为禁片。此片一反传统教育中对小日本、农民、c党及国民党的描述，尽管近年由于国共合作，共商治国大计，国中对国民党的评价近趋客观（对小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痛恨挞鞑仍在继续），但我们被授予知情权的部分仍极为有限，各种角色都一如既往地单一。c党救国民于水火，国民党乃丧家犬，小日本残暴无人性，我农民虽受苦难，但在c党与国民党之间还是能看清形势，尚能被党救治的。姜文乃天才，却不聪明。说真话的人往往不受欢迎，他讲了哪些真话，以至这么一部二战片不得见天日。

    1.农民的愚昧，实乃不可救药。平日里讲的小农意识，我等很少细究其实为何物，只晓得它来自农民。每个阶层都有它特有的心理、习惯，特定阶层共有之，并渐袭下来，稳定下来，在一两代甚至多代人中不会消散。怎样才算愚昧，片中农民实际上为c党和小日本戏弄，成为牺牲品。怯弱、怕死致使他们不敢得罪任何一方。请注意，在他们那里，c党和日本子没有太大差别，都是有杀伤力的势力。结果因了c党甩下的包袱（又请注意，为什么c党要将包袱扔给农民而不自行解决？而在我国革命、建设的伟大历史中，农民是否真正扮演过此种倒霉蛋的角色？），成为日本子的刀下鬼。说他们倒霉，尚不足以令人痛心，其实乃愚昧，只求热炕头和热馒头。当他们满以为交易成功，热火朝天分粮时，隐藏的悲剧即将到来。他们不了解日本子的惨无人道，且手中没有武器，这是马克思的观点。而另一种观点是，给粮的就是娘，这么说有些残酷，但电影里呈现出来的就是如此。农民不管今天来村里的是什么鬼子，只要让他们活着，给他粮吃，这个鬼子就是爹娘。他们没有西方人的自由、民主思想（虽然他们有自由的性），他们的至高原则是生存，这种生存与独立之精神无关，只是浅层次的需求。一切只源于需求的，想必只能倚赖于给予满足者，永无独立之日了。事实上，这一点c党是再清楚不过的，也利用了农民这一弱点，帮助其“独立”。

2.日本子是人，尽管其军国主义思想有世纪之年，但一味痛斥其无人性，有违人性伦常。无可否认，军国主义精神顽固异常，但花日本子在与村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一改当初被俘时的寻死觅活状，看来武士道精神还是让位给了人对生存的第一需求，并对农民的热情款待感激有佳，遂提出以粮换人交易。尽管花日本子回队后又被武士道精神熏倒，残忍屠害了料养其三年的村民，我的理解是，人不仅卑微，且多变。人是可塑性最大的一种动物，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的精神之微妙，是与之最为接近的猿类所远远不及的。我们常说一个人内里发生巨大变化，说的是其精神以及由精神所指导的行为的改变。虽然精神有一定的恒定性，但其变化根本上不受任何事物的控制，所以，人的变化是随时的，不可控的。因此，任何侵入人脑的主义，都是可能起变化的，因为人善变，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

      3.c党是游击的狡猾的，国民党是华而不实替人顶罪的，用的是日本子的刀。。。

   影片开头，一蒙面携枪者闯入正与寡妇某偷情正欢的马大三家中，撂下两个大包袱。此包袱让马大三不得食不得睡，还殃及全村人的性命。我们现在不讲为什么动辄献身的花了，我们不要破坏我们的历史，不要重建，因为我们已足够发展，我们投降。这么说来，村民们并非愚不可及。但面对两大活人，应如何处理？在空等c党来提人无望时，他们决定活埋此二人。这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但村民心地善良，下不得手。只能将他们当神供奉着，伺候好吃好喝，最后以悲剧结尾。而姜文（马大三）人头落地时，脸上却带着笑。他笑的是什么？我主观揣度，笑的是c党的阴险狡猾。国民党用波茨坦公告判马大三死刑，说的是冠冕堂皇的话，走的是亲美的路，用日本子的刀杀死了马大三（而刑场外的农民都是鲁迅笔下的看客）。而c党终成正果，牺牲的是农民，输掉的是国民党。

      用一句毕加索的话，没有扼杀个人的国家，便没有真知灼见的人，这句话本身或可斟酌。但如果在电影审查上，可这么说：没有扼杀电影的国家，便没有真知灼见的作品。期待姜下一部电影，不必求快，慢工出细活。保有其原有的独特视角，但不能“怀恨”，相信更多平和能使其好过《太阳照常升起》 。

旧帖，写于09-03-05

马大三是个憨厚的农民，跟我从小到大见过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一样，普普通通，天大的男子气概那肯定没有，正气么却又有那么点，尤其是几两白酒一下肚，在酒桌上侃起来的时候，那好家伙，个个都是爱国爱家的铮铮铁汉。当然，酒醒了基本上也就怂了，老婆招呼着往东，屁股就得对西边撅着，还要腆着一张脸，作出讨好的姿态来。待外人多半是老实忠厚，年长些的便会摆出威严的架势，但在怎么装样子，小农的奸猾和狡黠自然也是有的，满肚子的心眼都藏着呢，也就是在自家的晚饭桌上，吃着媳妇端上来热乎乎的饭菜，心满意足之余，那股骨子里的狡猾才会从眼角眉梢里窜出来。

片子开始的几个小片段几句台词一出来，我心里就叫了个好，姜文对人物的拿捏实在是太到位了，几分钟的镜头一掠过，马大三这么个既老实又狡猾，既胆小怕事却又有几分胆气的小农形象立马直勾勾活在屏幕上了。

《鬼子来了》自诞生后，就波折不断，到现在仍然全面禁映，而看过该片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民族情绪比较强的人，对片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反感。在日本倒是上映过，据说也是引起一片混乱，毕竟片中日本人的形象残暴而冷酷，令人发指。其实这事情挺怪的，按说这种讲中日抗战的电影，要么站在中国人立场上讲话日本人听不入耳，要么就相反。何以姜文的这部，两边都不讨好呢。

说白了也很简单，我们被洗脑太多年了。上辈人的故事就不提了，被红色风暴席卷过来的一代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可想而知。就连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无数英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小时候就学赖宁雷锋刘胡兰，稍微大些是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我们从红领巾到共青团到Party，没有一刻能逃离这些无边无尽的控制。课本上怎么讲中国人的？勤劳、善良、勇敢。我们的战士怎么对待敌人的？顽强、伟大、牺牲、不屈不挠。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MLGBD，骗了我好多年，还纳闷说为啥红领巾上的鲜血洗不掉呢，难道烈士的鲜血跟我自己的血成分不一样？为此一度很羞愧自己不是烈士的料。

姜文很洒脱地大手一扯，把红色的遮羞布全都扯去了。他一边用黑白的画面讲真实，一边添一些荒诞和讽刺的调料进去，让你看看，中国人不止分成英雄和汉奸两种，他们中有很多，为了生存需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瞧见那个一脸正气的八婶子没，马大三上门讨白面的时候，她歪个头，没有，就是没有，诶，你是不是要当汉奸啊？马大三没杀死俩俘虏的事情被发现后，她也是跳起来指责。最后日本人送粮食过来了，军民大联欢的时候，她也笑得很欢。

不光是八婶子，二脖子、一刀刘、五舅姥爷、疯七爷都差不多，就是顶普通的中国人，根子上都是一样的，都属于既要做婊子也要立牌坊的类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哪怕事情做的是错了，也得贴上个漂亮光鲜的标签以显得自己有face。这么说倒不是要一棒子把中国人打死，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古老的民族所拥有的种种优点，比如勤劳，智慧，坚韧，强大的忍耐力等等。但柏杨也说了，好的东西就是好，就是放在台面上的，老拿它说什么事。不能看见坏的，就无法变得更好。姜文看见了好处，也看了坏处，并且大喇喇地明目张胆地把它们公告天下，所以才会有中国小孩追着日本军官要糖吃的画面，也怪不得那些民族自尊心过剩的人看了反感。

说到这些，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近年来很火的名词，“集体无意识”。同样是这群懦弱混沌的中国人，如果放在其他那些武装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地区，很难说这些人会不会变成另一个董存瑞。集体无意识是种普遍的群体心理现象，只有个别的人，会成为冰山冒出水面的部分，从而以自己的意识支配其余的人，成为群众运动的导向者。但即便是形成了群众运动，也只能说是个体意识所主导的集体运动，称不上集体有意识。

八婶子这样一群人，在敌伪区里生活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和日军和平相处，一方面又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温和的吃人恶魔。长期的压抑更是加重了思想上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敌伪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这群人在意识上的奴性，每个人只为了生存而生存，日军送上粮食时大家都欢天喜地感恩戴德，看日军行刑的时候放声大笑。这根本就是群体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说，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需要看天吃饭的渔夫、牧民和农人，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原始人，全都是害怕改变的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就像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赤贫的人也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周遭世界，所以害怕改变。”

因为人性本身是排斥危险的，就连经济学中都会有专门的衡量风险的理论，将风险数值化进行权衡，以选择利益最大值。既然人在本质上都抗拒风险追求安全，而革命恰恰是一种高风险的行当，那究竟什么人会投身革命之路呢？第一，有资本冒风险的中产阶级，为追求更高的利益，第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退无可退，为生存而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阶级，有房有田，有水有粮，靠体力和天象吃饭，图的就是个安安稳稳八方太平。像马大三他们这种世世代代的农民，骨子里就被打上了安身立命的烙印，只要还能活下去，不会被逼上绝路，他们是不会奋起反抗的。这种共有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和自我保护模式，便是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

换个角度看，影片中的日本人，多半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只不过与马大三他们懦弱自我的无意识相反，日本人是狂热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教育和宣传的双重作用吞噬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变成了战争中的机器。霍弗也讲过，任何一种群众运动，都必须打着宗教运动或是民族主义的旗帜，唯有这两面旗帜，才有足够的领导力量，煽起一场蓬勃群众运动的火焰。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恰恰具有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特性，同时又完美吻合了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极端和极致。说到这，提下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基本上获得共识的是，这是个精神分裂的民族，从它的艺术产品中便可见一斑，温情的温情到极致，残酷处令人不寒而栗。也因此，电影中日本人从其乐融融的热情到举起刺刀的屠杀之间的突然转变，残酷血腥之余，竟也显得合情合理。

从集体无意识到个人意识的产生，势必要经过颠覆性的冲击覆灭式的巨变，才可能打破原有道德和生存体系的桎梏，对马大三而言，全村人的被屠杀，构成了他反抗意识的觉醒。因此他冲进敌营，疯子一般用斧头劈死日本军人，虽说是报复性的杀戮，最后也面临着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但这种转变无疑是具有乐天派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姜文心中的“民族魂”了，那就是，不管整个国民群体是多么愚昧天真，那些无知的老百姓也好，不辨善恶的中国军官也好，总还有一种力量，潜伏在中国人的背后，或者抛开中国人的界限，推广到所有的人类身上，那就是人性中善和正义的力量。就算是那个俘虏花屋小三郎，哪怕他充当了最后的行刑者，但他在电影中间与中国人相处中所形成的善意依旧是不可抹杀的，一个人的善意微乎其微，但毕竟是火种，终会源源不断地燃烧下去。

电影的基调是沉重的，哪怕其中有再多的调侃和讽刺，也改变不了它的内核。简单地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上看待这部电影，是看低了它，也看低了姜文。姜文自己也说，他拍这部电影不是要宣扬爱国主义，他是想让人们正确地看待和认知历史，并产生自己的思考。他在我们头上敲了一记警钟，不要轻信。在影片中是不要轻信日本人，大而化之是不要轻信所有具有蒙蔽性的东西。我们无意识太久了，天真太久了，是时候摸摸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哪些是真实的自己，哪些是别人强加给你的。

就如鲁迅先生说的，“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是里面最嘲的一句台词了。
  第一次出现，是花屋想骂三儿，却被一心想活命的董汉奸教了这话。第二次出现是那个队长在所谓联欢会时让花屋再唱一遍，因此成了爆发屠杀的导火线。

  我看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这片不让公映？直到看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却很确定，若我是审片的，这片一定过不了。

  日本兵，或者说绝大多数日本兵，在中国完全暴露了本性中的兽性一面。刚开始的镜头很值得玩味，是日本兵的“亲民”形象。小孩子们完全不怕他们。也是，和平共处了八年了，像那个老太婆说的：“我行的端坐的正，小鬼子敢把我怎么样！”
  事实上，是出于利益考虑，或者是为了营造一个“繁荣圈”的假象，这才让这些村民们好好地活着。可是愚善的人们，却因此消除了对狼的敌意，真是太可悲了。

  在这样一个民族仇恨并不十分明显的村落里，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倒反映了出来。
  比如在杀花屋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表示该杀，可是谁去杀？又都你退我让起来。开始以为三儿杀了人，个个躲瘟神一样的。后来知道他没杀，又一个个粗口骂了起来。
  比如那个百步穿杨的，没办成事儿，甚至就根本没想去办这事儿，还厚着脸皮讹了三儿的豆子，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他考虑。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不知该称作是懦弱还是善良。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杀个日本人而已，该杀啊，杀就杀了。不敢、不忍，才导致了后来的种种。

  这片子没有提到某主义，可能这也是不能公映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高歌***。甚至于，我很想知道开始送那两个麻袋的人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态度过于蛮横，不符合一贯的形象。这个也是只能意会，不得言传了。
  最后的结局，是在悲剧达到一个高潮时戛然而止。先是全村被屠，甚至日本乐队还在旁边奏着歌曲。也许是知道日本投降了，来一个所谓“最后的晚餐”？
  接下来就是三儿的死。

  其实，联军进城时的样子，真的跟日本兵没什么区别。真的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么？
  我觉得，面对战俘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作为长官，我理解，不杀战俘。作为三儿，我也理解，那是可以完全淹没整个人的仇恨。
  看着吴大维我觉得很可笑，尤其是那些港台腔。包括他的角色本身也很可笑。

  最后那个血红色的人头，实在是很恐怖，也很有触动。当花屋开始擦刀时，我还在想，他会不会最后切腹自杀？
  可是，当他把刀架在三儿的脖子上，三儿回头死死盯着他看时，我就知道，三儿是非死不可了。没有人能够承受心理的这种负罪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了百了。

  眼睛，一眨，一眨，一眨。

这个电影看得我可焦虑了。
我看到好多评论里说到“荒诞”、“好笑”什么的，我能理解荒诞，但是完全不能理解好笑，我看的时候可焦虑坏了，完全没有任何好笑的感觉。
越荒诞的时候我就越焦虑。
我猜应该是这个电影激活了我的镜像神经元了，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个时候是我该怎么办？

被人用枪指着头，求守东西，这时候该怎么办？
发现袋子里是两个大活人，而且是日本人和翻译，这个时候又怎么办？
说是几天来取，过了半年也没人来怎么办？
那俩人提出这种协议怎么办？
这些都够焦心了。
然后换一面：
祖国派我出去打仗我该怎么办？
我打仗的时候被人捉了塞麻布口袋怎么办？
有人天天给我吃喝但是不断地讨论该怎么弄死我怎么办？

我一边看电影，一边自省：
点头哈腰叫着“森赛”的村民是丑陋的，给日本人和翻译包饺子是愚善的，叫嚣着死得光荣的日本人是被洗脑的，坐在澡堂子里讲传奇的侩子手是荒唐的，躲在墙角边说这是个好故事的唱评书的是劣根性的。

我看着就很心虚。

我作为一个现代的旁观者应该有更高的境界，但是面对类似的问题时，我该怎么办？
姜文的出发点可能是想将抗日战争真实的展示出来，展示当时国民的情况，以及当时日军的情况，让大家看到这种无奈、荒诞和恐怖，从而反思战争。

不过我觉得，到了这年头，战争或者说类似二战的战争已经不是主要危机了。但是生活中同样存在荒诞的可能弄死人的事情。
这年头各种各样的奇怪死法有人专门整理了一个长长的列表。
现代社会人们享受着各种现代化便利，同样也就承担了现代化的风险，包括科技的，也包括人文的。
威胁甚至变得不再来自他人，而来自我们正依赖的一切。
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两个口袋里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猪肉涨价，火车追尾。
我总觉得，在真正的威胁面前，我跟村民们一样不知所措，一样可耻可笑。
太让人焦虑了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