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聘请了职业杀手

当14岁的让-皮埃尔•利奥德在电影《四百下》的结尾逃离身边的人群却奔向了一望无际的大海，茫然地转身留下那个定格的时候，他或许留下了电影史上最美丽的画面。他望向摄影机，同时也望着观众，一个巨大的疑问也就自然地浮现在观众的心间，从此再也无法挥去——“这个问题少年该往哪里去呢？”在《我雇了一名合约杀手》这部电影中，46岁的让-皮埃尔•利奥德却依然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利奥德在这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叫做安里•布兰杰的家伙。事实上，他叫什么名字根本不重要。没有人会在意他叫什么名字。当卖花女问他为什么离开法国的时候，他回答道：“因为那儿所有的人都讨厌我。”在单位里，没有哪个同事愿意搭理他，通常是大家伙挤在一块儿吃饭，有说有笑，而他却只能一个人坐在旁边独自进餐。他是那样的孤独，15年来，他没有一个朋友，他甚至都没有跟什么人说过话。作为一个法国人，在英国水利局做了15年的小职员之后，他的上司竟然都记不起他的名字，只给了他一只价值5块钱的“金表”就把他扫地出门了。对他来说，买一本通讯录实在是浪费金钱，因为没有谁会愿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记在上面。他是那种有能力让整个屋子的热闹气氛在瞬间冷冻到冰点的人。当他走进杀手出没的地下酒吧，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停止了说笑，就连酒吧的音乐也仿佛受到了惊吓而戛然停歇。大家都拼命地盯着他那张脸，那是一张呆板、冷酷、忧郁，仿佛在娘胎里的时候就一直板着的脸。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从美国千里迢迢、越洋赶来的联邦探员。他不得不像做演讲一样宣告：“在我的家乡，人们会在这种地方吃早餐。”大家这才放下心来，恢复了热闹，把他抛在脑边。




这就是《我雇了一名合约杀手》的故事人物。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影片中的人物也大多都是这样。他们平凡、渺小、微不足道，总是游离在都市和社会的边缘。他们的生活经不起任何的风浪，一个小小的动荡就足以将之毁灭。对于他们来说，失去工作就意味着失去生活。在电影《浮云世事》中，男人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女人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会坐着男人驾驶的末班车一起回家。男人回到家里会为女人脱去大衣，然后捂住女人的眼睛兴奋地展示自己刚刚为她买的一台索尼彩色电视机。男人说自己可以在四年内付清这笔赊款。但随后，男人就失业了。女人是一家有些年头的高级餐厅的大堂经理，看起来生活还能维持下去，但不久餐厅被人收购，女人也失去了工作。在经济萧条的年代，他们的生活无疑成为了断线的风筝。在电影《波西米亚生活》中，有三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作家写的剧作只有酒吧的服务生才愿意看；画家画一幅作品需要花几万法郎，却只能以几百法郎卖出，当他到画廊里推销自己的画作时，通常会被人像赶一条狗一样赶出来；音乐家弹奏自己音乐的时候，会把女人们吓跑，让她们宁愿自己从来都不曾听过这样的音乐。画家认识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却只能趁女人不注意的时候，从狗的嘴里抢过一块骨头，熬汤来招待她。他们还是相爱了。女人受不了贫穷，离开了他。影片的最后，女人患上了绝症，回到了画家的身边。他把自己所有的画作都卖给了一个无知的收藏家（收藏家也是由让-皮埃尔•利奥德扮演的），作家卖掉了自己所有的书，音乐家则卖掉了自己心爱的破车，只为了延续女人的生命。春天来了，女人死了，画家解开狗脖子上的绳索，和狗一起消失在走廊尽头的夜色里。

阿基•考里斯马基喜欢把自己的镜头瞄准这些可爱的人们。他们虽然面临种种的困境，但是却有情有意。他们大多都比较呆板、无趣，但偶尔会在你不经意间爆出一些黑色幽默。他们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生活，更不会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在《我雇了一名合约杀手》这部电影中，我们的布兰杰却想到了自杀。



布兰杰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他很孤独。阿基•考里斯马基影片中的人物即使是在最窘迫的时候也通常会有一个爱他的女人陪伴在身边。像布兰杰这样的人，一份枯燥无味的工作至少能让他的生活有所寄托。当他在商店里买绳子的时候，使劲地拉扯绳子，似乎想要看看它是否能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镜头的潜在台词分明在告诉我们“鬼才想死呢”。绳子是足够结实，可是挂绳子的铁钩却不能承受他。他于是想到使用煤气，可是正赶上这会儿，煤气公司却倒闭了。自杀未遂，他于是想到雇佣一个职业杀手来杀死自己。直到这里，整个故事才算真正开始了。

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我雇了一名合约杀手》算是戏剧性比较强的一部。当布兰杰决定雇佣一名职业杀手的时候，影片便具有了一种希区柯克式的悬疑色彩。不过，阿基•考里斯马基似乎并不打算重点突出这种悬疑，也没有为我们表现主人公逃离杀手追杀的焦虑状态。影片的节奏是缓慢的、慵懒的，这并不是有意为之，因为故事中人物的生活节奏本身就是这样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自然。然而，悬念的产生恰好不是依赖加快事件的进程，而是靠放慢速度。尽管我们不知道杀手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但是箭已在弦上，我们知道杀手就在路上，他已经背负着自己的任务，时刻准备干净利落地干完这一票，然后回家休息。这种感觉总是徘徊在观众的潜意识中，同时也使得影片多了一些观赏的乐趣。

布兰杰显然并不是一个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这种个性使得他的生活一度有所转机，但也差一点将他自己毁灭。从地下酒吧里出来之后，他便坐在自己家里等着杀手找上门来。但他等的很焦灼，于是想着去对面的酒吧里坐坐。他出门时甚至没有忘记在门前留下纸条告诉杀手自己的去向。他显然是第一次走进这家酒吧，因为他想点一杯茶，但是酒吧里却只卖酒。就是在这里，他遇见了卖花女，并且第一眼就看上了她。认识卖花女估计是他这辈子干过的最出格的事情了，他们几乎立刻就互相爱上对方。布兰杰也因此重新燃起生活的激情，并且立马忘记了有一个杀手正赶过来要杀死他。所以，当杀手真正到来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恐惧，落荒逃出自己的家门。卖花女随后告诉他，只要去那家地下酒吧里解除雇佣合约就可以了。事情看来很简单，布兰杰似乎很快就能摆脱杀手的追杀，并从此和卖花女过上幸福的生活。



然而，观看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时，我们从来都不应该对影片中的人物抱有任何乐观的期许。和另外一位同样偏爱极简主义的导演北野武一样，他们的角色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坏孩子的天空》中的新志并没有靠着一双拳头就打出一片天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中的聋哑青年也不大可能在冲浪比赛中拔得头筹。同样，在《波西米亚生活》中，虽然那个作家获得了一本新杂志的主编的岗位，他也不大可能以此来改变自己和朋友们的处境，他的老板很快就以不喜欢他做的连载为由取缔了编辑部，这位老板在临走前甚至还不忘用英文说出那句“you son of a bitch!”。这是观看他们电影的一个小技巧，你只需要相信画面中不会出现观众期待的传奇，就可以预测故事发展的大致走向。但是如果这样的话，看电影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所以，这种技巧，我们看到了也就罢了，千万不要把它当一回事儿。所以，当布兰杰吹着口哨、欢快地去结束自己的逃亡生涯的时候，却再也无法找到那个地下酒吧——它已经被拆掉，掩埋在一片废墟中。



同样是因为耐不住寂寞，布兰杰在卖花女出去卖花的时候，也想找点事做。他先是买了一副墨镜，然后来到一家休闲吧里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听着音乐。他那自在的神情浑然忘记了有个杀手正在满世界找他。可是，他却突然在那里看到了在地下酒吧里认识的两个人。他跟踪这两个人，却撞见他们打劫珠宝店。那两个人吓了一跳，但立刻认出了他，当他们失手杀死珠宝店老板的时候，把枪塞在布兰杰的手里便逃之夭夭。摄像头把他抓个正着，现在布兰杰又成了警方追捕的嫌疑犯。这让他彻底绝望了。他抛开卖花女，留下了一封信，又跑去自杀了。





事情看起来很荒诞，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它就这样发生了。其实，整部电影充斥着这样的段落，它们看似荒诞，却在画面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幽默感由此而来。与阿基•考里斯马基其他影片中一贯的悲惨、绝望的基调不同，这部电影看起来诙谐幽默、饶有趣味，全然让你忘记了影片中人物的危险处境。这种黑色幽默的产生当然与影片中的人物是分不开的。让-皮埃尔•利奥德扮演的布兰杰完全失去了他少年时候的狡黠与灵气，变得迟缓、呆滞，似乎总是与周围的环境慢半拍。实际上，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影片中总是有一群这样外表愚鲁，但是却感情丰富、温柔善良的小人物。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报复，也从来不自怨自艾，他们默默地过着自己的平凡生活，但是却总能让你在这份平凡中发现生命的坚韧与多姿多彩。观看考里斯马基的电影时，我甚至不忍心放过影片中任何一个人物的脸，即使是一个不甚起眼的小角色，看上去都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内涵丰富。就连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他们的脸也都耐人寻味。考里斯马基总是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特写镜头让人物的内心世界跃然银幕之上。




布兰杰这次同样自杀未遂，他跑去一个墓园旁边的汉堡店做了一个店员。不过，那个一心要杀掉他的杀手却自杀了。影片中对于这个杀手着墨不多，但他的形象却并不显得空洞。他当然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杀手，虽然自己身患绝症，但仍然坚持完成这最后的任务。他举手投足间总是透露出一种几乎和阿兰•德龙一样的庸懒散慢、冷峻孤独、放荡不羁和不可一世的气质。除了没有阿兰•德龙长得帅，他也有一件几乎和阿兰•德龙一模一样的灰色风衣。虽然不像阿兰•德龙那样总是把双手插进大衣的口袋，但大衣的领子一定要立起来。他说话不多，但言语间总是透着一种对于生命的极富哲理的洞察。当卖花女告诉他布兰杰现在不想死了，他说道：“死亡才是人类的命运。”在那片墓园里，当他终于找到布兰杰的时候，却把枪口瞄向了自己，留下最后的遗言——“人生是痛苦的”，仿佛是在告诉布兰杰活着并不是一件好事。仅仅是这样的话，并不足以使杀手这个人物显得立体起来。在他自杀之前有一场很短的戏，我们知道原来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离异的妻子。他塞给女儿一笔钱，告诉她：“把这个交给妈妈，以后别再来了。”一个垂死的男人，抛弃了妻子和女儿，最终选择了一个人孤独地死在破败的墓园里……




阿基•考里斯马基坦言自己深受默片的影响。观看他的电影时，你会觉得自己是真正在看一部电影。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用影像讲故事的导演。他的电影通常短小精悍，绝不拖沓，每一个画面都包含更多的意义和内容。《我雇了一个合约杀手》这部电影也不例外。只需要一个水利局员工就餐的镜头，就能直观地表现出布兰杰的孤绝状态。一个表现门前积压的报纸和信件的画面，就能告诉我们布兰杰足不出户，一心等着杀手来杀他的情形。电影开头的那个低沉、压抑的城市远景，看上去像一片废墟。实际上，画面中的城市到处充满着在建的房地产工程，不过在它们没有建成之前看上去仍然是一片废墟。政府大兴“房事”与之后水利局的裁员和煤气厂的倒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便颇具有一番讽刺的意味。





阿基•考里斯马基非常擅长用画面来引导观众自己去发现、探究事件的进程。杀手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导演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相貌，而是通过两个特写镜头展示这个人的衣着特征——我们知道这个杀手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和一副黑色的皮鞋。之后卖花女来取布兰杰的衣物时，有一个看报纸的男人的特写镜头，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外衣，我们马上反应过来：“这家伙肯定就是那个杀手”。很快，猜想得到了证实，这个男人在卖花女等公交的时候慢慢地凑近她身边。公交车来的时候，镜头却拉低对准车门前的踏板，我们看到一双黑色的皮鞋跟着一双女人的脚走进了公交车。我们于是知道了：“哦，这个杀手跟着卖花女走进了公交车。”之后，一个卖花女的特写镜头的后景中露出的一个男人的手和一份报纸，再次证实了我们的猜想。这段本来平淡无奇、毫无波折的戏，却仅仅通过几个特写镜头就让我们看的趣味十足。我们在自己的猜想得到证实的满足感中，也获得了更多的观影乐趣。








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如果你对阿基•考里斯马基不了解，一定无法理解布兰杰和那个卖花女是怎么相爱的。在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男人和女人总是会莫名其妙地相爱，他们总是第一眼就看上对方，然后一起生活，从此相濡以沫。这看上去一点也不可信，太过虚假。不过，考里斯马基从来都无心为我们表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和罗伯特•布列松一样，他的影片充满着对于小人物的怜悯与关怀。他用镜头细致地扑捉小人物的困顿与无奈，但却从来不让他们受人可怜。他让这些孤独的男人和女人相遇，让他们相爱，让他们在种种磨难中相依为命。布兰杰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遇到卖花女才重获新生。卖花女靠卖花度日，遭人鄙夷。她总是对男人们说：“买一朵玫瑰花送给夫人吧”，但却无人理会。这些游荡在外、不懂情调、用情不专的人才真正值得可怜，因为他们很容易在生活的困境面前失去活着的力量。



有趣的是，和北野武、让-皮埃尔•梅尔维尔这些偏爱极简主义的大师一样，他们似乎都比较偏爱蓝色调。北野武以他的“蓝色暴力”享誉影坛，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蓝色则突出了警匪片冷峻、硬朗的气质，在阿基•考里斯马基这里，深重的蓝色更多的是象征着生活的苦难与厚重。不过，考里斯马基的色彩要远为丰富的多。虽然影片的风格低沉，但丰富的色彩却不会让人觉得烦闷。除了以蓝色为主色调之外，他还偏爱红色。画面中总是点缀着红颜色的小物件，如果桌子上有一个花瓶，那么你一定能够在花瓶中看到一朵红颜色的花。考里斯马基还喜欢让他的女主角时不时的穿一件红颜色的衣服，仿佛是在告诉观众，女人不仅给男人带来爱情，还带来生活的希望与力量。

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为什么影片里通常在阴郁中又体现出了一种坚持要乐观下去的气质时，阿基•考里斯马基这样回答道：“我相信，自己越是对这个世界的处境觉得悲观，我的电影就越应当乐观些。不管怎样我就是这么想的，生活本身有太多悲伤的东西要去忍受，对任何人来说都没什么希望可言。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尽情畅饮，迎接一个快乐的终结吧，至少让我们在笑中死亡。”这或许是对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最好的注解吧！

文/侠客光影

这个人一直想着跳楼

在享受飞翔的过程中欢乐地死去

现在他却得了癌症

被医生判了死刑

那期盼一生的欢乐不会再有了

于是他爬上医院的楼顶

等着有飞机飞过的时候

能放下一根绳子

把他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