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人生

并不能说，Edith Piaf是我最欣赏的女性形象。这位法国最著名的歌唱家早年命运多舛：先是被母亲抛弃，然后被父亲送到妓院由祖母抚养，随后在父亲从军队退役后又被强行带走随马戏团生活，再之后Edith跟随父亲在街头卖艺，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演唱生涯，直到成为二战后代表法国形象的代言人。尽管Edith热爱歌唱如同生命，但她并不爱惜生命。她的一生充满了悲剧，她本人严重酗酒，毫无节制的注射吗啡，在47岁就香消玉殒，死于肝癌。

这样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女性，电影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刻画。由法国导演Olivier Dahan指导2007年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的《玫瑰人生》就选择了与一般人物传记不太一样的角度来演绎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从内容上说，尽管音乐是Edith Piaf一生最大的主题，但影片并未把全部重心放在音乐上。在描述Edith于街头被巴黎某上层夜总会的主人Louis Leplée发掘后正式开始演唱生涯的时候，影片着重强调了Edith初次登台前极度紧张恐惧的心理和惊恐的表情，包括Louis Leplée不断的鼓励甚至威胁都面面俱到；但当Edith终于客服舞台恐惧华彩万丈开声演唱之时，影片又突然静音了，我们只看得到Edith的表情，口型与动作，一切都慢慢归于沉寂。Edith成名后，一意孤行让乐队苦等三个钟头，为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新歌把原定的排练计划说改就改。这里，Marion Cotillard扮演的盛年Edith意气风发，涂着明艳的血红唇膏，双手叉腰下颌高抬，趾高气扬的说：“要是不能为所欲为，当Edith Piaf还有什么意思！”类似于这样充分体现Edith Piaf充满棱角飞扬跋扈个性的片段细节还有很多，这里，一个明确的信息从这些细节中被准确无误的表现了出来：音乐是Edith Piaf的生命，但Edith的生命中除了音乐，还有更多更多她要追求的东西。

电影所采取的跳出音乐，全方位多角度的来描述这位法国最著名音乐家的叙事手段在我看来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不管是Edith Piaf与法国的重量级拳手，享有世界拳王称号的Marcel Cerdan的短暂而浓烈的爱情，还是Edith与一生好友Simone Berteaut之间摇摆进退的友谊，这些细节着重刻画的都是Edith像烈酒一样芬芳又苦涩的，充满起伏的人生际遇，以及在这些变故更改之中Edith被激发的棱角犀利毫不妥协的执拗个性。Edith Piaf之所以被当作法国形象的象征，不仅仅是因为她超凡出众的音乐才华，更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正是她这种飞扬跋扈永不后退的性格。她任性，偏执，疯狂，她不在乎健康，她甚至不怎么太在意观众和媒体的评论，她只要自己的那颗心保持自由，她要为所欲为，她要整个世界。这就是Edith Piaf，这个骨子里自由飞扬的灵魂，用她的歌声抚慰、激发了法国的一个时代。她的歌声被称作“巴黎的灵魂”，果然当之无愧。

尽管对Edith Piaf一生有重大影响事件和对Edith突出性格的刻画是全片的重点，可电影并没有忽视作为歌唱家的Edith一面。全片重点表现的两首歌，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和 Non, je ne regrette rien（我心无憾）分别出现在她与Cerdan的热恋阶段及生命接近终点一刻最后一次在著名的巴黎奥林匹亚音乐厅演出之时。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展示了这两首脍炙人口的著名歌曲，另一方面，它们是Edith Piaf当时心声的写照，与电影故事的进程完美得结合在了一起。

从结构安排与摄影技巧上来说，导演兼剧本作者的Olivier Dahan在这部影片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全片并未按正常时间进程推进，而是分成儿童/少女、盛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彼此穿插。每当展现完Edith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成功时刻，随后电影总是立即剪切到生命火花将息，Edith所处的静默，幽暗、脆弱的空间。一前一后，前一秒钟繁华，后一秒就是黯淡。这样技巧纯熟几乎到花哨的剪切手法与Edith Piaf本来就混乱与充满自我矛盾的人生过程结合在了一起，彼此相呼应，对照。

电影另一处将时间顺序打碎重新粘连的精彩细节是体现Edith痛失所爱在空荡的大屋中掩面而泣不停奔走的镜头，声音再一次被关掉，痛苦得表情都变形了的Edith从明亮奔走到日光照不到的阴影里。镜头从她背后逐步移转到正面后，Edith已经站到了舞台之上，聚光灯下，她苍白的脸已恢复平静，目光深邃而忧伤，只有血色的口红依旧浓烈。

尽管这些时间前后跳跃的片段自身每个都制作精良，几条线索也都清晰饱满，但对于对Edith Piaf生平不太熟悉的观众来说，这种突出重要细节而忽略前后时间关联与次要人物的手法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情节上的困惑。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法国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应该更为顺畅吧。



发表于《电影世界》杂志，转载请注明。

圣特丽萨，上主耶稣，请不要抛弃我，请赐予我力量，我还要继续活下去，让我回魂再生。

再看《玫瑰人生》，心底里被压抑的无数感情如岩浆一样迸发。

Piaf，小云雀，初次亮相，便以一首“乡下姑娘”赢得满场掌声雷动。就是这个刚上台时还有些怯场的姑娘，在往后的日子里一跃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被广为追捧推崇的歌唱家，她光辉的人生华章如镶满珍珠钻石的皇冠在万众瞩目下熠熠生辉。

然而同样是这个姑娘，她照例拥有惨败的童年，照例有支离破碎的回忆，照例到处奔波，生活动荡不安。

她在又一次盛大成功的演唱会之后曾隆重举杯向她的作曲家致敬，说当她还是个乞丐的时候，那名作曲家就像看待一个公主一样看待她。她就是一个公主，无论她有怎样不堪回首的往事，无论她是否曾像个乞丐一般靠卖艺为生，无论她是否曾在妓院里生活，无论她是否有过一个夭折的孩子，她一定是公主，她的眼睛湛蓝清澈，她的嗓音浑厚有力，她对爱执迷不悔，她一生都在歌唱，一生都站在光芒万丈的舞台上，她是所有人的公主，是被赐予力量的伟大的歌唱家。

这部电影和其他浮华奢靡的法国电影相同，它浪漫、曲调轻松快乐、对穷人嘲弄，在垃圾堆上插腰狂笑，歌词真实有力，充满斥责的、饱含痛苦的，却又是光辉明亮的。

Piaf，如云雀一样明亮的嗓音，站在云端高歌不休；Piaf，这个佝背耸肩的姑娘，站在街角放声歌唱；Piaf，曾深深爱上一个不能相伴一生的人，在失去之后还是坚信爱的永恒；Piaf，有药物依赖，出过车祸的歌唱家，最后一次站在舞台上，仍然如日月星辉般光芒万丈；Piaf，像涓涓细流一样，温柔似水；像钢铁金石一样，坚不可摧；像如风细雨，滋润心田；像洪涛骇浪，迅猛无敌。

毋庸置疑，Edith Piaf是法国的一个符号。她的歌仿佛一个时代的印迹，深深打动着每个法国人的心。两小时二十分，便可翻完一个人的一生，以她的经典歌曲做线索，一路走下去，每当旋律响起，牵动所有人的心都跟着颤动。回望那个时代，展望一个伟大的歌唱家，重温一场华丽的旧梦。

影片看到最后，我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被这个坚强的女人感动，还是被导演杰出的表现方法感动，又或是被那一场如梦如风的往事牵绊。故事越残忍，电影越优美。

日本人的表现方法总是让人望而却步，表现方式堪称变态；法国导演则用浓烈戏剧化的表达方式给我们展现了更残酷的故事画面：当得知深爱的情人Marcel死于坠机后，悲痛欲绝的Piaf穿梭于公寓每个房间，眼神茫然，她的背更弯了，脚步凌乱，嚎啕大哭，然后继续走向更深的走廊，走到尽头，竟然是灯火辉煌的舞台，Piaf张开双臂，深情歌唱。

没有爱，我们什么也不是。当我们失去一生的挚爱，所有成功，所有喧闹，所有鲜花，所有掌声，所有祝福，所有希望，在我们看来一文不值，没有那个你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人，拥有再多也如长夜一叹，开场后重新来过。所以Piaf任性妄为肆无忌惮，她会说“不然成为Edith Piaf有什么用！”；她会喝酒到烂醉；会涂嗜血一般的口红；会在台上歌唱到昏倒；会开玩笑说自己的演唱会绝不是巡回自杀演唱会……这样的歌唱家，如果她如天边的明星陨落，我们又怎么能奢望再有其他！
圣特丽萨，上主耶稣，请不要抛弃我，请赐予我力量，我还要继续活下去，让我回魂再生。

是不是注定了所有有天赋的人一定要比常人提前衰老，或者必须受到病痛的折磨，这个事业上如日中天的歌唱家年纪轻轻就得上肝癌，繁忙的工作和失败的感情经历让她对病魔应接不暇，刚刚四十多岁已显出老态龙钟的模样，即使这样，Piaf，小云雀歌声仍然铿锵有力。

不，没有遗憾；不，我将无怨无悔。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往事一切随风。不，没有遗憾；不，我将无怨无悔。爱主宰每一天，一扫而光，抛之脑后，让往事见鬼去吧。所有的回忆不再拥有，我不再期盼，无论好的还是坏的，通通扔进火堆。往日情爱，连同压抑在心底的痛，一扫而光，永远一扫而光，就像从默默无名重新来过。不，没有遗憾；不，我将无怨无悔。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往事一切如风；不，没有遗憾；不，我将无怨无悔。因为我的生命，因为我的喜悦，今天因为你再次点燃。

Piaf最后一次站在舞台上，睁大双眼，纵声放歌，那声音气贯长虹，如飞流瀑布，如白浪翻腾，雄浑有力！这是，一个歌唱家为歌唱生涯做最后的奉献；这是一个时代终结的丰碑；这是一次对生命最崇高的礼赞；这是一场听觉最豪华的盛宴。

爱，主宰着每一天，就像从默默无名重新来过，请赐予我力量，让我回魂再生！

看完片子，很震撼，同时有点晕。
的确，把人生浓缩到一部电影有点难。在网上找来Edith Piaf的生平介绍：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3968.htm

生平介绍：
       Edith Piaf ,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于巴黎。有传说她母亲是在巴黎街道的路灯边生下她的，但事实上她是在当地的医院出生的。父亲Louis-Alphonse Gassion是一位街头杂耍艺人，母亲Anita Maillard是个卖唱的歌女,艺名叫Line Marsa。跟刚打算退役的法国足球巨星齐达内一样，Piaf的母亲Anita是有卡比利亚（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民族，也称柏柏尔人，在依比利斯半岛活动，多为流浪者）血统的“下等法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从军，母亲在街头卖艺讨生活，根本无暇照顾女儿，Edith在幼年时，只得与在诺曼底的奶奶相依为命。在乡间，她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战争结束后，父亲把她接回身边，她的生活开始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为了生活，他们的草台班子在全法国流浪表演（世界名著、都德的《小东西》就描写了很多流浪艺人的艰辛），可怜的Edith，早早领略了生活的艰难。可能是家庭的遗传，Piaf天生一副好嗓子，渐渐地，她也正式成了戏班子里的一员。15岁的时候，这位乡下小妹子决心离开父亲，独自去巴黎闯荡。1932年，她与同为流浪艺人的Louis Dupon，一年后育有一女Marcelle，但这个小女孩只活了两岁就因脑膜炎而夭折 。Edith继续在街头卖唱，直到有一天，Louis Leplée——坐落在香榭丽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的巴黎最优雅的酒吧之一le Gerny's的老板——无意间听到这个年轻姑娘的演唱，立刻被这个娇小女人的嗓音迷住了。他立刻签下了她，并为她取艺名为拉·莫姆·琵雅芙（在巴黎方言中，这是小鸟的意思）。Piaf的身高只有1.47m，确实像一只楚楚可怜的小鸟。琵雅芙是将多愁善感、幽默和严酷的现实主义极好地结合起来，她是法国传统歌曲的化身。
        从1936年开始，直至去世，琵雅芙录制了许多专辑。她的最后一首歌是L'hommede Berlin，这是她在1963年初录制的。琵雅芙在世的时候并不富裕。事实上，琵雅芙经历过多次车祸，还有毒品困扰，她去世时还给比她小很多岁的第二任丈夫留下一大笔债务。琵雅芙的一生辉煌但短暂，她以她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历程：
       老板Louis对她宠爱有加，并在36年为她录制了第一张唱片Les M?mes de la cloche（“乡下姑娘”的意思）。但苦命的Piaf总是那么不幸：那年4月，Louis Leplée被人在自己的家中谋杀！Piaf因与他有密切关系而被被警方传讯……各种“娱乐媒体”便大肆渲染这段“传奇”。
        Piaf失去了靠山，但她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她的一个“粉丝”Raymond Asso，一位知名的冒险家，帮助她迅速摆脱了那些烦人的事情并离开了le Gerny's酒吧。在Raymond Asso的引导下，Piaf慢慢脱去了乡下女子的土气和在父母的市井阶层所沾染上的俗气，最后成为大家所熟悉的那个Edith Piaf——一副迷茫的神情，一副无助的样子，头发凄凄，嘴唇腥红，双臂沿着起皱的黑色毛衣下垂……她已经不再是乡下的小鸟，她成了巴黎的尤物。这一年，她拍摄了第一部电影，Jean Limur导演的La gar?onne，几个月后又是第二部电影Bobino。40年，她与戏剧演员Paul Meurisse同居Paul教会Piaf很多东西，特别是如何得体地处理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剧作家Jean Cocteau为他们两度身编写了一部话剧Le bel indifférent，在夫婿及Jean Cocteau的帮助下，Piaf的表演获得极大成功，这部戏也激发了她对戏剧的兴趣，展现了她的表演天分。
       随后，夫妻俩一起出演了Georges Lacombe的电影Montmartre sur scène。拍摄过程中，Piaf与电影音乐作者Henri Contet结下了特殊的友情，Henri后来成为Piaf最主要的词曲作者。
       当年这只楚楚可怜的小鸟逐渐羽翼丰满了，二战期间，Piaf已经可以勇敢地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占领者：她不顾德国人的警告，坚持与犹太音乐家合作并演出。此时的她已经变得成熟，不单指其性格，也指她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她与社会方方面面协调的能力。她巧妙周旋在各种势力之间，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实现自己的意愿。
       44年，初到巴黎的毛头小子Yves Montand闯入了她的生活。年过30的她不顾一切爱上了他，并张开翅膀保护这个初到巴黎的乡下小伙。Piaf已经不是小鸟，她成了保护女神和引路人。可能与Yves有类似的幼年生活经历，她对Yves既有情人的爱，也有一种近乎母爱的情感。她为把自己的制作团队介绍给Yves，她让她的“御用”作曲家Henri Contet为小伙子写出了Yves最早的成名曲Battling Joe及Luna park。
       她一步步将Yves引入社交界，指导他阅读，交游，使他很快与巴黎融入一体（看到这里，小伙子们都动心了吗？）。45年，她与Montand合演了电影Etoile sans lumière。
       在45年以前，Piaf只有一首有影响力的歌曲是由她自己填词的，那就是La vie en Rose（Louiguy作曲）。这首歌曾经被她周围的人认为意识太超前，不会受欢迎，但结果是如今这首歌已经几乎成了Chanson（法语单词，“歌曲”的意思。港台将其翻译成更加美感的“香颂”）的代名词。
       46年，Piaf注意到年轻的创作歌手组合Cmopagnons de la Chanson，她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干。为自己与Yves着想，她设法将他们网罗到门下，专为她自己和Yves写歌作曲。在她的促成下，发行了一张专辑Les trois cloches，Yves借此获得1百万张唱片的销量……但不知什么样的原因，这一年，她与Yves莫名地分开了。也许是她预见了Yves不可限量的未来，所以选择了悄悄地离开……在我所听过的男声的La vie en Rose的版本中，Yves的和美国黑人Louis Armstrong的两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
        也许是为了散心，也许是为了摆脱过去。47年她第一次赴美国开演唱会，将Cmopagnons de la Chanson也一并带了过去。 这次新大陆之行对Piaf实在是一次挑战，在纽约Playhouse最初的几场演出只能算失败，美国佬并不了解这个女人，当然，语言也是理解的障碍。不过她决定继续留下来，而且把演出场地也搬到了曼哈顿（Manhattan）。她越来越成功，渐渐打开了新大陆市场。当然她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她与演员、歌手Marlène Dietrich成为了终生的好朋友，同时与著名拳手Marcel Cerdan堕入情网。这段拳王与歌后的爱情故事成为47年大小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
       Piaf与Cerdan的幸福是充实的，那时，她与Marguerite Monnot合作为有情人写下了著名的香颂：L'hymne à l'amour——她的又一首不朽的经典。
       但厄运似乎总不愿远离这个不幸而成功的女人，49年10月28日，Marcel Cerdan突然因空难而故去，传奇变成了悲剧。这次巨大的打击使Piaf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真正地解脱出来……回顾往事，她爱的男人，总是被一股神秘、意外的力量从她身边被夺走。她变成了神秘主义者和宿命论者。
       不过，这个坚强的女人并没有停止工作，50年她返回巴黎，在Pleyel继续演出。这一时期，年轻的词曲作家Charles Aznavour成了她身边的“全能人”：她的秘书，司机和知心人。事实上，自45年起，她就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帮助CHARLES，只不过她没有象帮助Yves或Les 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那样提携Charles罢了。但忠实的Aznavour依然对她念念不忘，为她写下很多优秀的歌曲。
       1951年，Piaf再次找到了新的保护人——年轻的美国舞蹈演员兼歌手Eddie Constantine。但这段故事仅仅维持了7个月，神秘事件再次发生：这回是她自己，她连续遇上两起交通意外，其中第二次差点要了她的命。治疗过程中，她染上了毒瘾，自此再也未能从这个可怕的嗜好中挣扎出来……
       连续的打击，使她沉迷于毒品与酒精，这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她似乎想借婚姻改变命运，1952年7月，她与歌手Jacques Pills举行了她一直梦想的第一次正式的婚礼。婚后，他们双双赴美演出，她演出了新婚夫婿Jacques Pills为她写的几首作品。这是她第5次赴美演出，当然，当年让她打开新大陆之门的Le Versailles那里依然是必去的。
这一年她经历了几次毒品不良反应，身体情况非常糟糕。但也在这年，她达到了她个人艺术事业的最高峰，巡回演唱会不断。她糟糕的身体几乎拖垮了她。53-54年，她不得不闭门修养。但是，当55年接到在奥林匹亚剧场（所有歌手的圣地）的邀请后，Piaf再次焕发出令人惊奇的激情和能量，这次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鼓舞了她继续演艺事业的信心。
       58年再次在奥林匹亚演唱会上，她演出了她另一首重要作品Mon manège à moi。之后，她认识了歌手、曲作家Georges Moustaki，9月她与Georges竟然又一次遇上了严重的交通事故……随后，在纽约的演唱会上，Piaf倒在了舞台上。似乎预见来日无多，她拒绝了朋友们、医生的建议，坚持60年的奥林匹亚演唱会照旧进行。
       Piaf的玫瑰色人生还未结束，61年夏天，她结识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Sarapo（希腊语“我爱你”的意思），这个希腊歌手陪她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这年7月，她在祖国法国接受了“终身成就大奖”。62年9月25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为全巴黎演唱了Le Jour le plus long，她的光耀无与伦比。




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3%89dith_Piaf
Early life
Despite numerous published biographies, much of Piaf's life is shrouded in mystery.[2] She was born Édith Giovanna Gassion[3] in Belleville, Paris, the high-immigration district later described by Daniel Pennac. Legend has it that she was born on the pavement of Rue de Belleville 72, but her birth certificate states she was born at Hôpital Tenon,[4] the hospital for the 20th arrondissement of which Belleville is part. She was named Édith after the World War I British nurse Edith Cavell, who was executed for helping French soldiers escape from German captivity.[5] Piaf—a Francilien colloquialism for "sparrow"—originated as a nickname she would receive 20 years later.

Her mother, Annetta Giovanna Maillard (1895–1945), was a French pied noir of French-Italian descent on her father's side and of Kabyle Berber origin on her mother's. She was a native of Livorno, a port city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uscany, Italy. She was working as a café singer under the name Line Marsa.[4] Louis-Alphonse Gassion (1881–1944), Piaf's father, was a Norman street acrobat[6] with a past in the theatre. Piaf's parents soon abandoned her, and she lived for a short time with her Kabyle maternal grandmother, Emma (Aïcha) Saïd ben Mohammed (1876–1930). Before enlisting with the French Army in 1916 to fight in World War I, her father took Piaf to his mother, who ran a Normandy brothel. The prostitutes helped look after Piaf.[1]

From the age of three to seven, Piaf was allegedly blind as a result of keratitis. According to one of her biographies, she recovered her sight after her grandmother's prostitutes pooled money to send her on a pilgrimage honoring Saint Thérèse de Lisieux, resulting in a miraculous healing. In 1929, at 14, she joined her father in his acrobatic street performances all over France, where she first sang in public.[1] She took a room at Grand Hôtel de Clermont (18 rue Veron, Paris 18ème) and separated from him, going her own way as a street singer in Pigalle, Ménilmontant, and the Paris suburbs (cf. the song "Elle fréquentait la Rue Pigalle"). She joined her friend Simone Berteaut ("Mômone")[4] in this endeavor, and the two became lifelong partners in mischief.[1] She was about 16 when she fell in love with Louis Dupont, a delivery boy.[1] At 17, she had her only child, a girl named Marcelle, who died of meningitis at age two.[6] Like her mother, Piaf found it difficult to care for a child while living a life of the streets, so she often left Marcelle alone while she was away, and Dupont raised the child before her death.[1] Piaf's next boyfriend was a pimp named Albert who took a commission from the money she made singing in exchange for not forcing her into prostitution. One of her friends, a girl named Nadia, killed herself when faced with the thought of becoming a prostitute, and Albert nearly shot Piaf when she ended the relationship in reaction to Nadia's death.[1]


[edit] Singing career
In 1935 Piaf was discovered in the Pigalle area of Paris[1] by the nightclub owner Louis Leplée,[3] whose club Le Gerny off the Champs Élysées[6] was frequented by the upper and lower classes alike. He persuaded her to sing despite her extreme nervousness, which, combined with her height of only 147 cm (4 feet 8 inches),[7][4] inspired him to give her the nickname that would stay with her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and serve as her stage name, La Môme Piaf[3] (The Waif Sparrow, Little Sparrow or Kid Sparrow in Parigot slang).[1] Leplée taught her the basics of stage presence and told her to wear a black dress which would later become her trademark apparel.[1] Leplée ran a large publicity campaign prior to her opening night, which resulted in a number of celebrities including actor Maurice Chevalier attending the opening.[1] Her nightclub gigs led to her first two records produced that same year,[7] with one of them penned by Marguerite Monnot, an ongoing collaborator throughout Piaf's life.[1]

On April 6, 1936,[1] Leplée was murdered and Piaf was questioned in the matter and accused of being an accessory, but she was acquitted.[3] He had been killed by mobsters with previous ties to Piaf.[8] This resulted in much negative media attention directed towards Piaf,[4] which threatened her career.[1] To rehabilitate her image, she recruited Raymond Asso, with whom she would also become romantically involved. He changed her stage name to "Édith Piaf," barred her undesirable acquaintances from seeing her, and commissioned Monnot to write songs that reflected or alluded to Piaf's previous life on the streets.[1]

In 1940, Édith co-starred in Jean Cocteau's successful one-act play Le Bel Indifférent.[1] She began to make friends with famous people, such as Chevalier and the poet Jacques Borgeat. She wrote the lyrics of many of her songs and collaborated with composers on the tunes. In 1944, Édith Piaf discovered Yves Montand in Paris, made him part of her act, and became his mentor[4] and lover.[8] Within a year, h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ingers in France, and she broke off their relationship when he had become almost as popular as she was.[1]

During this time, she was in great demand and very successful in Paris[3] as France's most popular entertainer.[7] After the war, she became known internationally,[3] touring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merica. She helped to launch the career of Charles Aznavour in the early 1950s, taking him on tour with her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rding some of his songs.[1] At first she met with little success with US audiences, who regarded her as downcast.[1] After a glowing review by a prominent New York critic, though, she met with better success[1] and her popul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uch that she appeared on the Ed Sullivan Show eight times and at Carnegie Hall twice (1956[6] and 1957).

Edith Piaf's signature song "La vie en rose"[1] was written in 1945 and was voted a Grammy Hall of Fame Award in 1998.

The legendary Paris Olympia concert hall is where Piaf achieved lasting fame, giving several series of concerts at the hall, the most famous venue in Paris,[4] between January 1955 and October 1962. Excerpts from five of these concerts (1955, 1956, 1958, 1961, 1962) were issued on record and CD and have never been out of print. The 1961 concerts were promised by Piaf in an effort to save the venue from bankruptcy and where she debuted her song "Non, je ne regrette rien".[4] In April 1963, Piaf recorded her last song, "L'homme de Berlin".


[edit] World War II
During World War II, she was a frequent performer at German Forces social gatherings in occupied France, and many considered her a traitor; following the war she claimed to have been working for the French resistance. Whil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is per se, it does seem to be true that she was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at least one Jew) escape Nazi persecution. Throughout it all, she remained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avorite.[9] Piaf dated a Jewish pianist during this time and co-wrote a subtle protest song with Monnot.[1] According to one story, singing for high-ranking Germans at the One Two Two Club[10] earned Piaf the right to pose for photographs with French prisoners of war, to boost their morale. The Frenchmen were supposedly able to cut out their photos and use them as forged passport photos,[10] and some of them managed to escape.


[edit] Personal life
The love of Piaf's life,[3] the married boxer Marcel Cerdan, died in a plane crash in October 1949, while flying from Paris to New York City to meet her. Cerdan's Air France flight, flown on a Lockheed Constellation, went down in the Azores, killing everyone on board, including famous violinist Ginette Neveu.[11] Piaf and Cerdan's affair made international headlines,[4] as Cerdan was the middleweight world champion and a legend in France in his own right. Piaf was later married twice. Her first husband was Jacques Pills, a singer. They married in 1952 (Piaf's maid of honour was Marlene Dietrich) and divorced in 1956. Her second husband, Théo Sarapo, was a Greek hairdresser-turned-singer and actor[1] who was 20 years younger than Piaf. They married in 1962 and sang together in some of her last engagements.[1]

In 1951 Piaf was involved in a car crash along with Aznavour, breaking an arm and two ribs, and thereafter had difficulty breaking serious morphine and alcohol addictions.[1] Two more near-fatal car crashes exacerbated the situation.[6] Her first husband, Jacques Pills, took her into rehabilitation on three different occasions to no avail.[1]

Death and legacy
 
The grave of Édith Piaf,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ParisPiaf died of liver cancer at Plascassier, on the French Riviera, on 10 October 1963, but officially made public on the 11th, the same day that her friend Jean Cocteau died.[12] She slipped in and out of consciousness for the last months of her life.[6] It is said that Sarapo drove her body back to Paris secretly so that fans would think she had died in her hometown.[1][10] She is buried in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in Paris, where her grave is one of the most visited.[1]

电影结尾，从琵雅芙的最后一天那一段起开始哭，大哭，在黑暗中尽情的，卖力的，流泪。
一直到字幕走完。
我的眼泪，电影和书最好骗。

老早就下了《玫瑰人生》，却一直没空打开，它跟其他同样没空打开的电影一起，在我的E盘里，蒙上虚拟的灰尘。薄薄的一层。
而一旦打开，就香气四溢，教人惊艳。

这是关于一个法国香颂女王的故事，关于一个街头卖艺者变身卡耐基音乐厅上宾的故事，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不漂亮，哪怕是在最辉煌的时刻，最浪漫的时刻，她都是以惊惶的病人似的眼睛，古怪的发型，僵硬的不协调的肢体，在一个个舞台上，仿佛站错了队伍的小学生一样，扭捏而不知所措。

这不像她的身份。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
我们的人生，大抵也就是这般狼狈。你不觉得，只是没感觉到罢了。
而这个女人，就妙在她那种玩世不恭又坚定不移的复杂气质，将种种的狼狈都压倒，然后，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来。

一辈子与事故，苦难，离别，烂醉和毒品纠缠的女人。
一辈子与爱，音乐，艺术和希望纠缠的女人。
苦水里长出的玫瑰，狂醉中绚烂的人生。
我爱这个女人，哪怕在她最不堪的时刻。
就像爱上生活本身。
 

 
有人抱怨他的孤独，既害怕，又长久无法摆脱的孤独。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向我发出这样的倾诉，或者也算不得倾诉，只把我当作树洞，一种根本没期望答案的表达。或者，抱怨本身已经成了排解孤独的方法，并不见得好的方法。
 
 
最初的时候，我还诚惶诚恐，心想坏了，有心理问题得尽早疏通尽快解决，别把孩子给郁闷坏了。花了几次整天上班时间里网聊到手指抽筋的代价，循循善诱、晓以道理，还把自己平日琢磨出来自我心理疏导的想法都表达了一遍。除了得到答复说我太了解他，就是抱怨我总喋喋不休讲大道理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拜托，如果我真能解决此世界性难题，还会是现在这个迷茫无助的自己么？就算不做心理医生赚翻天，也可以发明个什么孤独排解器造福人类吧。
 
 
“人生来孤独”，这句话讲到不想再讲。面对这样的事实，能做什么呢？只能靠自己。人这种生物，最强大的本领就是复原。小到细胞再生，大到民族重建。在绝望中寻找存活的动力，在乏味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也算是种生存技能。“做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的解决方法。
 
 
高中时候的随笔就自说自话讨论过寂寞和孤独的区别。现在早已不记得内容，回想起来只是汗颜语文老师的忍耐力，能够看得下如此浅薄又自以为是的东西。人民教师是伟大的。
 
 
晚上看的是《玫瑰人生》。Edith Piaf显然是孤独的，一个竭尽全力燃烧生命去绚烂自己人生的人，无法不孤独。因为鲜有人有如此勇气陪她燃烧，走完全程；更因为鲜少有人有如此实力伴她燃烧，一路到底。
 
 
这让我想起《她比烟花寂寞》，Jackie同样是个任性、尖锐、孤独、燃尽天分的艺术天才。若两者相比，我更喜欢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坚强太过骇人，而后者如孩子般的单纯脆弱却能让我原谅她的所有错误，就像她的姐姐Hilary一样。也可能是那种来自世俗底层的野草般的生命力和张狂给我的距离感。无论现今经历了多少心理上的磨难，我仍旧不能否则自己来自温室成长于近乎真空的事实，同样也无法和解内心中“不疯魔不成活”与“安静本分”之间的长年对战。
 
 
她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天才，因为找到生命重心，因为天才得以发挥，因为生命热情得以释放。凡属已知的天才，皆是得到认可的，便是幸运。那些大多数没被发现的天才呢？那些更大多数不是天才的呢？平凡生活的重心将何处寄放？
 
 
羡慕那些找到生命所爱进而投入精力终有所成的人，幸运的人。昨晚又看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演唱会DVD，他说，小李是只是个写词的，平凡的人。能给自己贴上这么个身份标签，已是难得。有你我般找不到标签来给自己贴的人，还未来得及给自己找到合适的身份，便已终老一生。这样的人生，在结束之际，总该是会有遗憾的吧。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最近让自己被很多事缠上，缠得没时间细想，没时间问自己问题。又逼自己去接触陌生人，去看更多人是怎样生活。让自己神经大条，跳出自我框定的逼仄空间。缠绕在实际实在的人事物上，现世安稳，好像也是可以的。可惜呵，停下来的时候，心里总还是空落落。
 
 
手中的剑再利，也斗不过心里的孤独。
 
 
脚步再忙，也找不到让心存放的地方。
 
 

和小山冒雨在周六晚上去看电影节参影的法国影片<La vie en rose>
Eidth Piaf传奇又艰辛坎坷的一生压缩在2个小时，确实有些为难导演。所以只能说，<La Vie en Rose>仅是导演奥利维埃·达昂的Eidth Piaf.仅是对法国国宝级嗓音得致敬。因为影片采用了童年到成名、50年代以后两条线同时叙述，交叉跳换的手法，看得实在只能去混淆。毕竟仅为了解生平，可寻求万能的Google帮助。
 
影片中，成名后的Eidth Piaf红的惨烈的双唇，黑色丝绸睡衣上绚丽牡丹，强烈对比的色彩映出性格强烈和嚣张。她让乐队干等她三个小时，就为了一首新得曲子时双手插腰，自信和肆无忌惮地对歌剧院老板说：“不然成为Edith Piaf有什么用？！”
可是，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她在临睡前给Marco电话，说她离不开他，希望他回到她身边。后和衣睡下。等清晨在他亲吻中醒来后，跑去厨房端咖啡时，一脸欣喜的她对比着旁人惊恐痛苦的眼神。等到猛然醒悟，悲痛欲绝嚎哭不止的的Edith，则是发狂一般的不断寻找，穿梭于公寓的各个房间，再渐渐沿着公寓走廊走向深处，最终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也许这个黑暗隐喻了从今后人生里再也没有遇到这般刻骨铭心的人.往后的日子里Edith再也没从这段打击中出来。可这啷跄的脚步最终到达的是灯火辉煌的舞台。因为歌唱/舞台，才是她生命的终点。
 
生命的戏剧性在她的一生中撞裂着火花四溅,在起起落落的激荡中,演绎出一段比烟花寂寞的歌剧.